官僚机制的运行是以其自身制度为保障的，官僚制度不仅是封建国家的行政大法，也是对作为管理者的官员进行管理的法律依据。而官员的仕途，除去个人的因素外也都被规范在制度设定的流程里。从清代颁布的各部院则例，到汇集而成的《会典》、《会典事例》等，我们不难看到编织缜密的法律条文对官员的约束力。但是，在这些制度运行的层面下，仍然可以看到一些不被制度约束到的行为方式。在这里，我们将讨论那些影响到清代京官仕途的一些特例及其与铨选制度的交相运用。 

资历无疑是官员升迁的重要依据，他代表一个人的经验、取得功名的先后，但是无关个人能力。清代的京官，最受重视的就是“资历”，且尤以翰林院、都察院、内阁、军机处、吏部、礼部等清要衙门为甚。据光绪年间曾作过内阁中书的朱彭寿说：“京署各官，最重资格，其中若翰林、若御史，以及内阁中书、军机章京、吏部礼部司员，对于同僚之先进者，不论年齿，皆称为前辈。初谒时，必具红白柬三分，登堂拜见，执礼惟谨。至其他各署，则但以同辈相称矣。”（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与之同时任职部院的何刚德也说过：“从前京官专讲资格，原以抑幸进也。自仕途拥挤，而怀才不遇者，乃倡破格求贤之说，以耸动当途，而自为脱颖计。”（何刚德《春明梦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可见，这种循资而进的状况在清末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却流行于清代二百余年之间，在客观上营造了官员仕进的公平环境。何刚德谈到他做京官时的感受说：“从前京曹循资按格，毫无假借，人人各守本分，安之若素，境虽清苦，而心实太平也。”（同上）据记载，乾隆年间“有京官不愿外迁观察，而老于京卿贫病而死者”。纪昀曾书挽联戏之曰：“道不远人人远道，卿须怜我我怜卿。”（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二，小军机，中华书局1984年版）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重资历的衙门中，其官员的升迁也较其他衙门迅速。例如“内阁中书”，官阶七品，却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官职。乾隆三十四年（1769），婺源人王友亮在会试（明清时在京举行的考试，各省举子均可参加）上名列明通榜（清雍乾年间，在会试落选卷内选文理明通的举人补授出缺的学官，在正榜外续出一榜）后授内阁中书，有友人致信道贺说：“舍人昔在中书，与学士对称两制，洎（jì，到）乎前明伊始，降同七品之班。第因所处之清严，争谓此途为华美。天依尺五，地接台三。头衔埒（liè，同等）于新翰林，体统超乎散进士。何其下第，反得升阶。”（同上书卷四，内阁中书） 除了道贺之外，也有人嘲讽内阁中书，其诗曰：“莫笑区区职分卑，小京官里最便宜。也随翰苑称前辈，好认中堂作老师。四库书成邀议叙，六年俸满放同知。有时溜到军机处，一串朝珠项下垂。”（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十一，滑稽诗，《清代笔记丛刊》第3125页，齐鲁书社2001年版）这里，不仅说到内阁中书职卑位尊的现状，且说明其升迁迅速，不仅可外放同知，还可官军机处这一要职。其原因在于，他们有机会直接接触到“内阁大学士”这样的权力人物，礼拜为老师，再以师生关系得到推荐拔擢。还可以通过参加乾隆朝的重大文献编纂工程，即《四库全书》的修撰，获得更多的升迁机遇。而军机章京由中书部曹考取的通例，也可证明诗中的“溜到军机处”并非夸大之词。这首诗虽然不长，却将官场中的人际关系及官员的心态表述得十分清楚。而且，“六年俸满放同知”，即由七品晋升为五品，仕进之超速一目了然。 

再有，翰林官及六部司员，在官场中也同样被视为“尊位”，所谓“今士人通籍，多以翰林为荣选，次亦望为六部曹郎，以升途较外吏捷耳”（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八）。同治光绪年间在朝为官的陈康祺举例说：雍乾时期“尹文端公继善，官翰林院侍讲时，怡贤亲王请为记室，寻奏补刑部郎中。陈文恭宏谋，由编修升吏部郎中；张船山太守问陶，且由翰林充御史，由御史选补吏部郎中。嘉道以前，似此者不可枚举”（同上书卷四）。郎中、御史分别为正、从五品官，翰林院编修则为七品官，升迁不可谓不速。翰林甚至还有外迁四品道员、知府的特例。所谓“翰林例由京察一等外迁道府。道光甲辰、乙巳间（1844-1845），召对词臣，特旨简用知府者：邓尔恒、恽光宸、刘源浚、徐之铭、胡正仁、祁寯（jùn）藻，先后凡六人。盖宣宗晚年忧吏治之日婾（tōu，苟且敷衍），知承平之难恃，破格求才之举，不止于此也”（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三）。也就是说，这些拔擢均属于特例。 

但是仅就制度而言，不同的衙门的确会有不同的升迁际遇。例如，按照铨选规则，吏、礼二部的汉司员，除进士授主事、拔贡生授小京官者外，其由举贡生监捐纳入官者，吏部掣签时，例不得分此二部，故与户兵刑工四部不同。而其余四部虽不及吏、礼二部，但也属京官之佼佼者。而且，对于那些没有进士出身的官员，还可以凭借置身这些衙门的经历，在科举考试中崭露头角，取得进士功名，跻身于更高的地位。 

清人陆以湉曾说：“京朝官惟内阁中书舍人进身之途最多。”除了以进士出身者外，还有“以举人考授而得者，有以召试取列优等而得者，有由举贡捐输而得者”（陆以湉《冷庐杂识》卷四）。此外，贡生等有选拔出任各部的机会。所以，小京官中有很多人为非进士出身。为了在仕途上走得更高更远，他们在取得京官的职位后，还会接着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以取得进士的光环。恰恰是这些人，不仅中进士的比例高，且列一等者不乏其人。朱彭寿有此议论，并谈到其中的原因。他说，这些由小京官中进士的人“大都工于书法，或当时知名之士，既登朝籍，遇事更得风气之先。而殿试读卷诸大臣，或为旧时座师，或为本署长官，或为同乡老辈，赏识有素，故此中遇合，亦非偶然”（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二）。他还列举出自雍正十一年至光绪三十年（1733-1904）这170余年间，57次会试中由中书和小京官考取前四名者共计68人。而朱彭寿亦是在光绪十六年（1890）由举人入为内阁中书，以劳绩赏加四品衔，参加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会试，只因殿试时适逢回籍省亲，补下科殿试，其甲第则为二甲第十一名。按例，凡补应殿试者，都要在卷面加盖一个补字红戳，不入进呈之前十名卷内。故当时舆论，颇有以不获鼎甲为朱彭寿惋惜之说。言外之意，就是朱彭寿如果不是误于省亲，也定会进入前十名，甚或鼎甲列名。 

当然，京官升迁壅滞的现象不无存在，但多集中在一些并非显要的官缺上。如国子监、上书房甚或詹事府等。据记载：“坊局官僚升转定例：洗马名次讲、读后。长沙刘文恪公权之官洗马十六年而后迁，时称‘老马’。嘉庆初，戴尚书联奎擢此官，召对垂问资俸，戴以实告，始奉与讲、读诸臣一体较俸之谕，由是洗马无久淹者。”“洗马”，是官名，职在陪同太子读书。其职司在清代归詹事府司经局，从五品官。此文作者陈康祺称其初入京，尚闻有“一洗万古”之谑，“殆嘉庆以前旧语”，说明任此官升迁迟滞。陈康祺又作按语曰：“京官谚语，‘一洗万古’与‘大业千秋’并称，盖谓司业升阶，与洗马同一濡滞，故词臣均视为畏途。”（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十，坊局升迁之滞）也就是说，国子监和詹事府中的某些官职同样都是升迁缓滞的衙门。 

到了清末，翰林等文学侍从的优势地位发生了转变，不再居于官场上的宠位。这一方面是由于六部司员皆可由捐纳取得，已非先时之清雅，另一方面翰林官本身也变得“冗杂”无常制了。它揭示了传统的官僚体制在运行到一定的阶段后，已处于无可调解的矛盾状态之中。而清要衙门与循资升转的改变，则意味着传统政治在清末已从其官僚制度上开始了颠覆的步伐。 

作者简介 

刘凤云，1952年生，哈尔滨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清代三藩研究》、《一代枭雄吴三桂》、《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等，主持清史《传记·康熙朝》上卷、“清前期地方行政与吏治研究”等国家及教育部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