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帝阅读了他祖父康熙皇帝的《圣祖仁皇帝实录》，看到上面记载康熙四十九年（1710）全国“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他随即查阅了乾隆五十七年（1792）各省奏报的民数，为“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发现在82年间，全国“民数”居然增加了“十五倍有奇”。人口增长速度如此之快，而且持续了82年，确实是一个“人口奇迹”，甚至是“人口爆炸”。乾隆皇帝为之震惊，为此忧心忡忡，担忧人口增长了十五倍还多，“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储藏已经不能如以前那样充裕，而且随着人口的日益繁多，房屋侵占耕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会严重影响到国计民生。 

乾隆皇帝实际上是误读了《实录》的人口统计。《圣祖仁皇帝实录》中的原文是这样记载的：“是岁（康熙四十九年）人丁、户、口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三千五百二十四。”这个统计对象本是“人丁、户、口”三项，而不是“民数”。而这涉及到清朝人口统计制度和方法等方面的问题。按照清朝的制度：“人丁”指的是十六岁至六十岁（传统年龄，含十六岁和六十岁）且无残疾的男子，这部分人要承担以白银计量的“丁税”（人头税）；而“户”是指承担人头税的“边民”（边疆居民），纳税单位以“户”计；“口”是指部分地区承担“食盐钞银”（人头税的一种）的女性。很显然，这三项合计数并不等于人口数，因为绝大部分的女性和所有十六岁以下、六十岁以上的男子都不承担人头税。为了征税，朝廷规定每五年“编审人丁”，而民众则想法逃税，因此“人丁、户、口”数字也存在着大量的隐漏。康熙皇帝对此就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说：“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当时，人丁统计本来就不是全体人口，再加上严重的隐漏，与实际人口数相差就更大。 

乾隆皇帝曾经也很清楚人丁并非全体人口，他在乾隆五年（1740）制定了新的制度，规定：“每岁仲冬，该督抚将各府州县户口减增、仓谷存用一一详悉具折奏闻。”同月，户部根据这道上谕制订了民数汇报的方案：“应今各督抚即于辛酉年（乾隆六年）编审后，将各府州县人丁按户清查，及户内大小各口，一并造报，毋漏毋隐。其各项仓谷……亦于册内登明，详核存用实数。俱于每岁十一月缮写黄册奏闻。”乾隆帝对此方案表示同意。但在同年十二月乾清门举行的御前会议上，御史苏霖渤认为此方案难以施行，因为民众居住分散，“若令赴署听点，则民不能堪；若官自下乡查验，则官不能堪”；再加上“商旅往来莫定，流民工役聚散不常”，“番界苗疆，多未便清查之处”；各省户口众多，若每年清查“诚多纷扰”。他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建议等乾隆六年人丁编审后“户口业有成数，各督抚于每岁仲冬除去流寓人等及番苗处所，将该省户口总数与谷数一并造报，毋庸逐户挨查”。乾隆皇帝采纳了苏霖渤的建议。随后户部便根据苏的建议重新拟定了方案：“直省各州县设立保甲门牌，土著、流寓原有册籍可稽。若除去流寓，将土著造报即可得其实数。应令各督抚于每年十一月将户口数与谷数一并造报，番疆苗界不入编审者不在此例。”清前期民数汇报制度就此建立。 

民数汇报的统计对象为全体人口，乾隆六年（1741）即上报“各省通共大小男妇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一万一千五百五十九名口”，自此直至清末。上述乾隆皇帝查阅的乾隆五十七年“各省通共大小男妇”即是此项数字，与康熙年间的“人丁、户、口”完全不同，因此这两项根本没有可比性。也许是因为乾隆皇帝在位时间太长，此时他已经忘记了自己53年前本来非常清楚的事情，而误将这两项统计口径完全不同的数据进行了比较，产生了误解。 

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施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后，全国丁税总额已经冻结，朝廷上下早已知道编审人丁不仅严重失实，甚至连征税的意义也消失了。自乾隆六年起已经有新的统计“民数大小男妇”的制度，但编审人丁制度却仍然沿用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才被废除，因循苟且的力量于此可见。 

旧制度不行，新制度又如何？乾隆五年建立的统计“民数大小男妇”制度规定，每年底督抚将各省户口的增减情况详细编成统计册上奏给皇帝，并送交户部审阅。照例乾隆皇帝在民数奏折上硃批“册留览”，但对统计并不敏感的乾隆皇帝会认真审阅吗？此项制度执行6年之后，乾隆十二年（1747），因山东沂州府兰山县发生灾荒，发现该县“应赈户口较上年造报民数甚属浮多”，随后发现东平、济宁、临清卫、郯城、蒙阴、齐河、肥城、即墨、济宁卫等地均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山东巡抚阿里衮向皇帝奏报其中的原因：“每年民数原难按户挨查，先经廷议令各州县查照保甲册内数目开造，而各州县保甲册籍每户亦止载紧要男妇数，人不能名名入册”，因此他要求进行全面复查。乾隆皇帝的态度却是“传谕阿里衮：除伊已饬清查之州县外，余可不必饬查”，因为“督抚年终奏报民数、谷数，原欲知户口之繁多，计仓储之盈缩，乃国家应行办理之政务。然必欲逐户挨查，被蚩蚩之氓（指平民百姓）转以为累”。显然，乾隆帝对于民数的确切数目并不太介意，他顾虑的是认真清查会骚扰民众。 

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皇帝发现自己竟然被这些督抚蒙骗了34年。当年，湖北巡抚陈辉祖奏报在赈灾时发现民数登记有重大纰漏：“如应城一县每岁只报滋生八口，应山、枣阳只报二十余口及五六七口，且岁岁滋生数目一律雷同。”赈灾需要编造灾民册，必须逐一登记以申请赈灾物资，因此容易发现原有户籍册的漏报情况。乾隆帝再也无法忍受，遂发布上谕：（民数汇报）“顾行之日久，有司视为具文……所报之折及册，竟有不及实数什之二三者……嗣后各督抚饬所属，具实在民数上之督抚，督抚汇折上之于朝。”  

更为荒谬的是，广东省在这34年里上报的人口数竟然是有小数的。编审人丁是为了征税，由于各地区每个人丁交纳固定的税额，人丁逐渐异化成了纳税单位，再加上税收额度的增减，所以才出现了小数。广东省上报的人口数显然是照抄了以前的人丁数，所以才闹出了人口居然也有小数的笑话。这个笑话居然延续了34年，从不更正。直到广东巡抚主动要求删除小数：“粤东原额丁银久经摊入地亩征收，其粮税不及一丁者列为分、厘等尾数。乾隆六年，前抚臣王安国奉旨奏报民数之始，未将零尾删除，历年遂相沿开报。”在这34年里，乾隆皇帝本人真的浏览过这些民数奏折和统计册吗？同样，督抚们真的审阅过以他们名义上报给皇帝的奏折和统计册了吗？皇帝、各级地方官以及他们的属吏连这个再明显的错误也发现不了，也许甚至是懒得改动，只是编造照抄，这个制度的执行效果让人难以相信。 

乾隆皇帝统治着当时世界第一大国，幅员1300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3亿，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水平，不可能每年精确统计全国人口，因此不能进行“数目字管理”其实是一种常态。但是现存的大量清代奏折、统计册详细记录了当时全国各地的人口数，精确到了个位，甚至精确到了小数，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各级官吏们都煞有介事地编造出了一大堆自己也从不审阅、从不相信的统计数字，甚至连皇帝也未必清楚它们的统计含义，但各级官员包括皇帝本人却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将这个已经成为形式的制度继续敷衍下去，这是真正值得深思的问题。 

作者简介 

侯杨方， 1970年生，江苏泗阳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专著有：《中国人口史》（1910—1953年卷）；论文有：《乾隆时期民数汇报及评估》、《民国时期全国人口统计数字的来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