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20世纪初，出现了大批中国学生涌向日本留学的热潮。中国人蜂拥前往日本留学，其中多数是青年学生，也有王公子弟、秀才举人、在职官员，甚至缠足女子、白发老翁也不甘落后。有的夫妇同往，有的父子、兄弟相随。留学生或官费送派，或自筹经费，有的来自沿海城市，有的来自偏僻内地，竞相东渡，络绎不绝。清末留日学生在20世纪初的十余年中，总数达几万人之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留日热潮呢？最根本的动力乃是处在严重民族危机之下的中国人要求向日本学习以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愿望。自从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以后，广大中国知识分子看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富国强兵，卓有成效。因此纷纷主张效法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方救亡图存的一条捷径。亲身到日本留学，直接了解日本改革富强的经验，并吸收经过日本引进消化了的西方文化，自然成了许多中国爱国有志青年的向往之路。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被迫亡命日本。20世纪初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屡次因发动武装起义受到清政府通缉而到日本避难。有的青年学生为了追随他们而到日本留学，而不少流亡志士本身也成为留日学生。 

清政府提倡、鼓励官费、自费并举赴日留学的政策，对留日热潮的形成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早在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劝学篇》一书中就大力倡导留学日本。他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20世纪初清政府实行清末新政，为了培养新政人才，吸取日本新政经验，也大力提倡留学日本，并制定了一些奖励政策。尤其是1905年停止科举考试以后，更使不少知识分子以出洋留学为重要出路与进阶捷径，竞相东渡。 

日本政府主动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和日本朝野欢迎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也是出现留日热潮的一个重要原因。甲午战争后日本为与俄国争夺远东霸权，有意笼络清政府，其中手段之一便是劝说清政府派学生去日本留学。此举既可密切两国感情，又可增加日本外汇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在中国扩张势力，培养亲日派。日本教育界还特地为接纳中国留学生开设了一批学校，如日华学堂、弘文书院、成城学校清国留学生部、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等。 

此外还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因素，如中日地理相近，来往方便，留学日本费用节省，文字习俗相似等。 

清政府向日本官派留学生，最早是在1896年。当时驻日公使裕庚出于使馆工作需要，从国内选拔了唐宝锷等13名学生赴日本留学，并请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负责对他们的教育。 

1898年戊戌维新期间，清政府正式下令各省督抚选派学生赴日留学。地方上首先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派遣官费留日学生二十多人赴日本学习陆军。接着北洋大臣、南洋大臣以及浙江求是书院等也纷纷派出留日学生。至1899年，中国留日学生已有一百多人。1901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又增加到二百八十余名，1902年为五百多人，1903年一千三百多人，1904年达二千四百多人。1905年至1906年中国人留学日本达到高潮。由于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等因素影响，留日学生人数猛增到八千多人。1907年以后出现下降趋势，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由于日本政府文部省对中国留日学生制订了种种限制和歧视政策，引起留日学生极大愤慨，不少人愤然回国。另一方面，清政府学部也颁布留学规定，限制留日学生的资格，而且停止派遣速成科留学生，使留日热开始降温。而且，中国的学校教育逐渐普及，一般普通教育不必出国留学。此外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也开始积极招收中国留学生。1908—1909年留日学生减到五千多人。1911年辛亥革命后，许多关心祖国前途命运的留日学生，都争相回国，投入革命洪流，1912年留日学生人数骤减到一千多人。 

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入学和学习状况的特点，一是以学习政法和陆军为热门。与19世纪清政府派往欧美的留学生大多学习理工和海军不同，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学习的专业非常广泛，从政法、文史、外语、师范到理工、农医、军事、商业以至音乐、美术、体育，应有尽有，其中以学政法和陆军为最多。 

另一个特点是学习速成科和普通科较多。这反映由于当时中国社会动荡，留日学生大多学习准备不足又急于求成。加上自费生比例高，流动性大，清政府管理不严等原因，往往学习质量不太高，还有不少纨绔子弟到日本留学只是为了镀镀金玩玩而已。 

中国留日学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来到正在进行资本主义建设的日本，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许多留日学生一到日本，就跑书店、看报刊、听演讲，广求新知。他们在日本接触到的各种新知识、新思想，促使他们滋长爱国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想。但是让他们受到更深刺激的是由于祖国的贫弱而遭到日本人的歧视和侮辱，这一切都强烈地刺激着他们的民族感情，激发了爱国热情，也使他们更加不满清政府的腐败卖国。因此，清末中国留日学生中形成了一股高涨的爱国热潮。随着国内民族危机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加上他们在日本接触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和拒俄运动等实际斗争的教育，很多留日学生逐渐从爱国、改良走向革命。他们利用在国外求学的条件，举行各种集会，组织革命团体，出版革命刊物和书籍，日本东京成了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基地。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主要骨干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等，革命宣传家陈天华、邹容、秋瑾等都是留日学生。同盟会在各省的主盟人与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的指挥与骨干也大多是留日学生，为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作出了重大贡献。 

另外，归国留日学生也是清末新政改革的骨干力量。筹备立宪、法制改革、教育改革、军事改革等许多建议、法令、制度都是他们起草的。不少归国留日学生成了清政府各种新政机构的官员和新军的各级军官。 

清末留日学生在日本还进行了大量文化交流活动，他们通过创办报纸杂志、编译出版书籍等方式，把来自西方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经过自己的消化改造，再向留学生界和国内知识青年广泛传播。由于留日学生人数多、能量大，所办刊物种类多、内容新、形式灵活，对于当时启迪民智、制造革命舆论效果卓著，影响极大，促进了中日文化思想的交流。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初（1900—1911），中国留日学生所办报刊至少有七八十种之多。大量翻译日文书籍也是留日学生对中日文化交流的一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仅1902—1904年短短三年中，以留日学生为主翻译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教科书等各类日文书就有三百多种，占当时中国翻译外文书总数的60%以上。这些书不仅介绍了日本和西方的文化、思想、科学，而且推动了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印刷出版事业的发展。同时还引进了不少日语词汇中的汉字，如哲学、阶级、主义、俱乐部等，丰富了汉语的词汇。 

20世纪初，大批中国留日学生来到日本各地求学，深入日本民间，广泛进行文化交流，尤其与接触较多的日本教师、同学、房东等各阶层群众，建立起深厚的友谊。鲁迅1904—1906年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时，与他的解剖学教师藤野严九郎之间的师生情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总之，清末留日热潮对于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科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留日学生中涌现了一批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同时也推动了中日文化的交流，加深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作者简介 

王晓秋，1942年生，江苏海门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所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中国近代史、晚清史、中日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著有《近代中日启示录》、《近现代中国的革命》、《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等多部专著，并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等书，发表论文2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