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许多王朝的末世都伴随着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和饥荒促成的社会冲突、社会动荡。20世纪初，清朝覆亡之际，灾害和饥荒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人们更多地将目光投注于革命本身。但是灾荒却仍然构成了革命风潮兴起的不可忽视的背景。这一时期最严重的灾害，是长江流域在辛亥前夕连续数年的严重水灾。这实际上也标志着一个新的灾害时期的到来。

一 

自从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以来，其生态环境也随着不断的开发而日益恶化。尤其是经历了“康乾盛世”的大规模经济扩张之后，从清朝由盛转衰的嘉庆、道光年间开始，长江流域便从“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一变而为“几与河防同患”。进入20世纪初，长江流域的灾荒更是愈演愈烈。

1906年，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洪水的袭击。湖南省发生的是“二百余年所未有”的水灾。从2月到5月，连续三四个月的大雨使长江、湘江同时暴涨，仅长沙一带便溺毙不下3万人。江苏则既承受上游建瓴下注之洪水，境内又淫雨连绵，全省共61个州县低处田庐悉遭淹没，各处灾民不下二三百万。

1909年，长江之水再次澎湃。大水冲溃湖南公安县400余丈的护堤，江水直灌洞庭湖，滨湖各县圩堤纷纷溃决，全省“非赈不能存活”的灾民多达百余万人。湖北水灾则延袤（mào）六府一州，“被淹之广，实为多年所未有”。在武昌、汉口，大水灌入城内，许多街道水深数尺。

1910年，又一场严重水灾袭击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湖北受灾28州县，江西14州县，浙江30余州县。安徽省更是江淮并涨，南北皆水。据统计，安徽全境60个州县中56个在洪水中挣扎。湖南省自初夏以后，先是天寒地冻，继而暴雨狂风，当年的《大公报》惊叹称：“真奇灾也。”

1911年，又发生了面积更大、灾情更重的水灾，灾区几乎囊括了中下游沿江一带所有省份。湖北于6、7月间风狂雨骤，襄水陡涨二丈余，将去年坍溃后费时近半年才新筑成的大堤冲决130余丈，附近州县一片汪洋，人烟断绝。湖南自春至夏，雨多晴少，造成江湖水势骤涨，“灾区之广，为从来所未有”。江西浔阳、九江一带因湘鄂洪水暴涨，田苗多遭淹没。入夏后又连日淫雨，南昌、鄱阳等地平地水深数尺，街道可行船。安徽入夏后大雨时行，江潮暴发，滨江沿河一带，村镇倾圮，庐舍飘荡。8月底，长江沿岸又发生了一场暴风雨，铜陵、庐州、宿松等十余州县淹没农田总计不下170万亩。位于最下游的江苏省，灾情与安徽不相上下，一方面江潮涌涨，另一方面暴雨不绝，全省多处洪水泛滥。这不仅造成成千上万的灾民背井离乡，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

二 

辛亥前夕的长江洪灾，不论是强度还是规模，在长江水灾史上，都不是特别突出。但是，这一时期的水灾造成的人口和其他各类社会损失，却属于晚清最惨重的。那么，其中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

清朝统治者从立国之初，便对严重威胁农业生产的灾荒给予了高度重视，在吸取、借鉴历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当周密而完整的防灾救荒机制，并一直起着规范作用。这套制度在政治较为清明、国力尚属强盛的时候，的确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晚清国势的衰颓，社会经济凋敝，官僚贪污腐败，许多政策性规定日益成为具文，大大削弱了晚清王朝的救荒能力。

到了辛亥时期，这种救荒能力的削弱表现得更为明显。清政府一方面不得不支付巨额对外赔款，另一方面为挽救衰亡命运而推行“新政”，从而造成更为浩繁的经费支出，使其抗灾能力极度弱化。例如，1911年，清政府从国库中拿出的救灾款仅有白银11万两，还要分拨安徽、江苏以及直隶、山东等10个受灾省份。此外，政府又靠当时掌握国家大部分实业的盛宣怀多方筹集了70万两赈款。这些款项能够起到多大效果呢？以安徽为例，除清政府无关痛痒地宣布蠲缓34州县一年丁漕及应征漕银外，安徽一共收到赈款17万两，然而仅修复省内堤坝，就“至少非五六十万金不办”。而按灾民户口赈给粮种钱款，大口之家得400文，小口之家得200文，所能买到的种子只够种一亩地。据当时最大的民间赈灾组织华洋义赈会查勘，“灾民约计江北一百万人，江苏中部十万人，安徽五十万人，安徽中部三十万人”，即以灾民六十五万户计，“冬春之间，极少需洋一千万元”。这样的赈灾力度，其后果可想而知。

更糟糕的是，此时的政府除无力对灾民进行有效赈济外，甚至无法防止灾民因社会秩序混乱而遭受的额外盘剥。例如，在湖南，当大批饥民衣食无着的时候，不仅依然有大量粮食被运往外地，而且很多豪绅地主和投机商人趁灾荒之际争相抢购谷米，囤积居奇。一时间，湖南米价一日数涨，往年每石二三千文，1910年猛增到七八千文，4月11日长沙米价更突破了每石8000文大关。长沙人民的心理承受力也达到了极限。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大风暴正在逼近。

三 

1910年4月11日，长沙挑水工黄贵荪的妻子欲以手头仅有的80文钱购买一升米，但因杂有几文当时不通行的大钱而遭店主拒绝。等到傍晚凑足钱数再来买米时，米价又上涨了5文。两手空空的妻子悲愤自杀，黄贵荪闻讯后也带着两个孩子投塘自尽。次日，消息传开，忍无可忍的平民捣毁米店，要求开仓平粜。可是官府不仅不予批准，反而派兵弹压，结果导致了更大反抗，最终酿成了震惊国内外的长沙抢米风潮。

实际上，长沙抢米风潮不过是当时蔓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抢米风潮中最突出的一个例子。而这场抢米风潮又是20世纪初全国农民群众自发斗争进入一个新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武昌起义为肇端的辛亥革命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并迅速席卷全国的。所以，当我们重视探讨革命前下层民众的反抗斗争是革命发生的基本条件之一时，也不应该忽视自然灾害这一重要因素。

辛亥前夕的长江水灾正是导致长江中下游地区严重抢米风潮的直接原因。根据资料统计，1906年全国发生抗捐、闹漕、抢米等反抗斗争约199起，其中一些规模和影响较大的事件，主要就发生在当年遭灾的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等省份。1907、1908年两年，抢米风潮稍见沉寂，这与同期自然灾害相对减轻是完全一致的。1909年，全国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约149起，而其中几次规模较大的抢米风潮和饥民暴动，同样是发生在灾情最重的省份。到了1910年灾荒形势急剧恶化之际，群众的自发斗争也陡然上升，全国各地发生的抢米、抗捐等风潮总计多达266起，而抢米风潮就有50多起。1911年，抢米风潮继续在多处地区蔓延。

这些斗争虽然是局部和零散的，但当它们和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相结合时，终于汇成一股摧枯拉朽的强大力量。武昌起义后三天，当地革命派就在一份告全国檄文中指出，不可不革命的一个重大缘由就是“全国饥民，数愈千万，迫饥寒而死者，道路相望”。当时的著名学者、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也在致《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的一封信中，把“近几年来长江流域饥荒频仍”归结为武昌起义的原因之一。就连清廷的许多官员也不得不承认，普遍发生的饥荒造就了革命发展的燎原之势。而孙中山早在1897年就曾经指出，“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革命党的存在“正是为了除去和反抗这些原因和倾向”。清王朝早已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任何社会基础，所谓的“天命”再也无法乞灵了。 

作者简介 

朱浒，1972年生，浙江杭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灾荒史，著有《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