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对全国的统治始于顺治朝。经顺治之世，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力挫群雄，除台湾外，大陆基本统一。至康熙朝，南平吴三桂之乱，北抗沙俄之侵略；东南收降台湾郑氏政权，西北剿灭噶尔丹。与此同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治理黄淮，除水患，兴水利，农业连年大丰收，国库充裕，百姓安居乐业。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史称“康乾盛世”。康熙、乾隆两帝凭借国家雄厚的财力、安定的社会环境，先后几次举行规模宏大的“千叟宴”，为“盛世”添写了一段佳话。 

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帝即位刚满50年，天下大治，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正如康熙帝所说，此时外面已无军事征战的粮饷开支，内部也无大兴土役的费用。于是，他在这一年做出了一项重大的决定：以康熙五十年全国人丁总数为常额，其后出生的人丁不再征收丁赋亦即丁税，或称人头税。历朝历代，皆收丁税，已实行了两千多年，到这时，由康熙帝宣布永远废除，此即“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意。同年十月，康熙帝又宣布一项决定：自康熙五十年为始，三年内，全国地丁钱粮全免一次。据统计：这三年内普免全国农业人丁新征的、旧欠的，共银3206万余两。这个数额，约当康熙中期后，一年国家税收的一半。康熙帝一次性免除全国农业赋税和废除新出生的人丁税，此举实属前朝未有之事。 

上述两项历史性的决策，是当时“海宇升平，国用充足”的表现。康熙帝要求各总督、巡抚“务须实心奉行，体朕轸（zhěn）念（深切思念）民生至意”。 

可以说，这两项决策使广大农民及其他劳动者从中获得了实惠。康熙五十二年（1713）三月十八日，适逢康熙帝60华诞。各省众多百姓以及退休的官员，以老年人居多，纷纷从千里之外赶来京师，请求为其祝寿，表达对朝廷尤其是对康熙帝的感激之情。康熙帝为臣民的热忱而深深感动，即决定：在他生日这一天接见他们，并择日举行盛大宴会，颁赏礼物，以答谢臣民对他的拥戴。这就是“千叟（sǒu，老头儿）宴”的由来。 

十八日这天，各省来京的老人、八旗兵丁及京师士庶百姓齐聚午门外，至大清门内叩见康熙帝，恭贺“万寿”。 

按照康熙帝的意旨，此次宴会分批举行。二十五日，在畅春园正门前，正式举行盛大的“千叟宴”。首先邀请各省汉大臣、中下层官员与百姓。其中，年龄在90岁以上的老人，有33人；80岁以上，有538人；70岁以上，有1823人；65岁以上，有1846人，总共4240人。参加者皆属老人，人数在千人以上，故称“千叟宴”。 

康熙帝传谕：宴会上，让他的子孙与皇室的人亲自执酒器，给老人们斟酒，而老人们都不必拘礼，不要起立。以此来表示他对老人的优待和敬老的殷切心意。席间，康熙帝命其子孙扶持80岁以上的老人，到他的御座前，他要亲自看着他们一一饮酒。宴后，康熙帝又逐一赐给他们银两。 

二十八日，康熙帝又专门宴请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大臣官员、兵丁及闲散人中的老人，其中：90岁以上，有7人；80岁以上，292人；70岁以上，有1394人；65岁以上，有1012人，总共为2705人。同前一次宴会一样，康熙帝命其皇子们代表他颁赐食品，命宗室子孙们执酒壶给老人们斟酒，并请80岁以上的老人至其御座前饮酒。 

当日，康熙帝还在畅春园宫门前，专赐宴70岁以上的老妇人及大臣妻年老者数百人。与前两次稍有不同，因为是宴请老年妇女，皇太后特意参加，与康熙帝一道向她们颁赐茶果酒食。 

三批宴请老人已超过了7000人。康熙帝为表达他的“养老尊贤”的心意，又对全国老人颁赏：各省70岁以上，至百岁以外的老人，各赏给布、绢等若干，折合成白银，总共达89万两；每人又赏给粮食，总共为16.5万石。这些赏赐，皆为专给汉人百姓年老夫妇；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年老夫妇，以及各级官员年老者，另给赏赐，不在上列数字的统计之内。尽管我们还不能确知这次大规模“千叟宴”总共花了多少银子，但可以判断花费是巨大的。 

康熙帝做事，一向从简，不事铺张。诸如各种节庆，包括给他年年过生日，都是搞一个简单的仪式而已；如给他上尊号，他一概拒绝。惟此次破例，大办“千叟宴”，大赏全国各省老人，是康熙帝有感于广大百姓对他的爱戴之情，以此种方式予以答谢。花费不少，却用到了老百姓身上。 

乾隆朝承康熙、雍正之后，到其中期，即乾隆三十年（1765）左右，清朝已进入鼎盛，清人称之为“全盛”、“极盛”。此时，政局稳固，经济空前繁荣，社会安定，满汉和谐，边疆安宁。土地耕种面积不断扩大，国库资金常年储备保持在七千余万两，最高达到八千万两上下，被“称为国朝府藏之极盛”（《圣武记》），这也是清朝国库资金存储的最高记录。乾隆帝说：“天下之财，只有此数，不聚于上即散于下。”他的意思是说，国家资金有限，不是无限，不存储在国库里，就散给百姓。他又说：“国家资财，莫先于足民。”（《清高宗实录》）就是国家的资财，应首先满足百姓的需要。乾隆帝效仿康熙帝的做法，从乾隆十一年到五十五年（1746-1790），相继四次普免全国钱粮赋税，总数达到一亿二千余万两。广大农民及其他劳动者都分享到盛世的成果，故后人记载称：“万民欢悦，颂声如雷；吴中谣，有‘乾隆室，增寿考；乾隆钱，万之年’之语。”（《啸亭杂录》） 

乾隆帝又增开“宗室宴”、“民族宴”，显示其鼎盛时期的繁荣景象。乾隆帝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在丰泽园举行盛大的“宗室宴”，人数达三千余人，以老人居多。此举意在叙亲情之谊。此情此景，亦“极一时之盛”。（《啸亭续录》）乾隆帝在平完新疆之乱后，蒙古、维吾尔、回族等上层王公前来朝贡。乾隆帝即于避暑山庄之万树园中，设大黄幄殿，能容千余人，在此举行盛大的“民族宴”，款待来朝贡的各民族，亲自赐酒，示以无内外之别。 

乾隆五十年（1785）正月初六，在乾清宫正式举行盛宴。规定：凡内外文武官员年在60岁以上者，皆在其列。进而又扩大到边地土司、蒙古、回部五公，以及生活在底层、年在七十岁以上的耆老士民、八旗兵丁以及匠役人等。总计，参加宴会的老人，共三千九百余人。乾隆帝也仿效其祖父康熙帝，命皇子、皇孙、皇长孙等分别向老人执爵献酒，特命年过90岁的，召至御座前一起饮酒。 

十年后，即嘉庆元年（1796）正月，乾隆帝再次举行“千叟宴”。此次与宴人员，达5900人，盛况空前，皇极殿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宴会结束时，乾隆向与宴的臣民们颁发如意、寿杖、缯绮、貂皮、银牌等物。其中，银牌自15两至30两不等，依据年龄而分出等次，加上其他赏赐，此次动用白银达百余万两。自此以后，清朝由盛转衰，直至清亡，再也没有实力举办这类筵宴了。 

康熙与乾隆两帝先后三次举行“千叟宴”，以最后一次规模最大。清人对此举动的评价是：康乾两帝“三举盛典”，使平民百姓，尤其是老人们“欢饮殿庭”，实前所未有之事。从表面上看，这几次盛宴是皇帝与百姓聚餐的“酒会”，但从治理国家的角度来说，体现出“民惟邦本”、“敬老尊贤”的思想文化理念；对“盛世”而言，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是康乾盛世的一大盛事。它的社会价值是让老百姓分享一点社会财富，从而得到百姓的拥戴。 

作者简介 

李治亭，1942年生，山东莒南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传记组特聘专家。主要著作有：《吴三桂大传》、《清康乾盛世》、《中国漕运史》，并主编《清史》（上、下）等25部（包括部分合著），发表论文二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