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中日《马关条约》签署，清廷割让台澎，丧权辱国，全国震惊。举国上下，群情义愤，反割台斗争风起云涌。成立“台湾民主国”，作为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一部分，在晚清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一、“台湾民主国”的成立
割台噩耗传来，康有为等千余名举人在京掀起了“公车上书”运动，要求迁都再战；在京的台籍官民也联名上书都察院，诉说了“台人骤闻之，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风云变色，若无天地”的悲愤心声；表达了“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的悲壮气概。
4月25日，台北鸣锣罢市，民众拥围巡抚衙门，哭诉死不属倭，要求饷银不许运出，军械局不许停工，税收留供抗敌。台湾巡抚唐景崧（1841-1903）等官员也激于民族义愤，支持台湾绅民。
5月中旬，清政府驻法参赞陈季同从上海抵达台北，在“台民万亿同心，必欲竭力死收土地”的精神感召下，提出“民政独立，遥奉正朔，拒敌人”之策，形成成立“台湾民主国”的基本原则。5月15日，前工部主事丘逢甲（1864-1912）等台湾地方士绅齐集于台北筹防局，请台湾省巡抚唐景崧暂摄台湾政事，并以全台绅民名义致电总理衙门、南北洋通商大臣及闽浙总督。电文的主旨是“台湾属倭，万民不服”，因而不得不要求自主保台。但在提出“唯有死守，据为岛国”的同时，还强调“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台民此举，无非恋戴皇清，图固守以待转机”，显示出高昂的保台爱国热忱。
清廷曾指望借助列强干涉，阻止日本割占台湾，但这一外交努力最终失败，只得派专员交割台澎，并下令唐景崧及全台大小官员内渡。日本政府则先期攻占澎湖，切断台湾岛与大陆的海上联系，并由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率军抵达台湾海峡。对于台湾而言，清廷已无力保台，割占台澎日军迫在眉睫，情势万分危急。
5月21日，丘逢甲、陈季同、林朝栋等人再次集议，决定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唐景崧为总统，丘逢甲为副总统，统领全台义勇，台湾军务帮办刘永福（1837-1917）为大将军，进行更改官制，制作国旗、印信、文告等事项。
5月25日，台北巡抚衙门前锣鼓喧天，士绅民众数千人向唐景崧敬献国旗、国玺及总统印。唐景崧接受推举，走马上任，改年号“永清”。“台湾民主国”正式成立。
二、“台湾民主国”的政治构建及其性质
“台湾民主国”的行政体系，脱胎于台湾省原有的衙门架构，仅有名称变化，而无实质区别。比如布政使司改称内务衙门，筹防局改称外务衙门，全台营务处改称军务衙门等。各部门主官也由原清廷命官担任。“所有应办事宜，即著该衙门悉心核议，呈请抚台核夺。其余地方民事，仍由道、府、厅、县照旧办理。抚台于外洋各国称民主国大总统，而于本省文武属员仍照旧衔相称”。就连身为总统的唐景崧，也向清廷反复奏明，他暂留台湾实属迫不得已，“俟（sì，等）事稍定，臣能脱身，即奔赴宫门，席藁（gǎo，稻草）请罪”。全台官员皆仍视自己为朝廷命官，其“自主”只针对日寇侵占。
“台湾民主国”成立肇始，曾向中外发布了一系列重要的通电和文告，把“自主为国”的缘由、经过和政策态度说明得十分清楚。唐景崧呈清廷的电奏申明：“台民今已绝望，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惟台湾疆土，荷大清经营缔造二百余年，今虽为自主国，宜感念列圣旧恩，仍恭奉正朝，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刘永福在台南发布《盟约书》表示：“变出非常，改省为国，民为自主，仍隶清朝……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分内事也……虽明为抗旨，实隐为遵旨。”台湾民众的布告也说明：“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载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
“台湾民主国”的国旗为“蓝地黄虎”，是参照清朝的“青龙旗”相对应而作的，“虎首内向，尾高首下”，以示“龙上虎下”的尊卑，臣服于清朝。年号“永清”，更寓意“永远隶属和忠于清朝”。专设“游说使”一职，其职务是“使诣北京，陈建国情形”，表示只是临时行使内政外交全权，以求清廷体谅。唐景崧在“台湾民主国”成立典礼上也是“朝服出，望阙九叩首，旋北面受任，大哭而入”。就职当天，唐景崧即电奏清廷表明：“今之自主，为拒倭计，免其向中国饶舌；如有机，自仍归中国。”就任次日，他又发布文告：“今虽自立为国，感念旧恩，仍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极力表示“台湾民主国”的成立只是权宜之计，清廷和“台湾民主国”仍然是上下级的君臣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台湾民主国”是在清廷割台，台民“无天可吁，无主可依”的形势下，“不愿反颜东向”才“自立为国”的。这是不得已而采取御敌保台的应急举措，其目的不在于独立建国，而是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图固守以待转机”。“台倘幸存，自仍归命国家”，依然为清廷一省。显然，“台湾民主国”虽有“自主国”之名，却无脱离清朝、分裂中国之意，而是“仍隶清朝”。这是当时“台湾民主国”的性质所在。
三、“台湾民主国”的失败及其政治影响
唐景崧虽然不愿遵从清廷限期内渡的命令，但无力阻拦多数文武官员内渡的想法，只得听便。于是，各道、府、县官员相继离去，造成地方行政无人负责的半瘫痪状态。淮军杨岐珍部五个营，台南总兵万国本部四个营等精锐部队，纷纷内渡。驻台官军只有3.3万人，其中台北守军1.3万人。虽然兵力不少，但多系新近招募，缺乏训练，士气低落，武器杂乱，军械弹药不足。由于没有海军配合，难以得到沿海各省的接济。战斗力较强的黑旗军及其统领刘永福，因与唐景崧发生矛盾，在政治上受到排挤，只能到台南布防，从而也削弱了台北的防御力量。
5月底，日军从基隆东面澳底强行登陆。尽管守军顽强抵抗，连续击退日军先头部队，终因各自为战，缺乏统一指挥，未能阻止日军攻势。6月3日，基隆沦陷。次日，基隆溃兵涌入台北，引发全城混乱。唐景崧、丘逢甲、林朝栋等见大势已去，难以坚守，便纷纷化装潜逃，返回大陆。6月8日，日军进入台北。6月17日，日方桦山资纪在巡抚衙门举行“始政典礼”。至此，成立不足一月的“台湾民主国”，在台北失守后宣告终结。
“台湾民主国”尽管昙花一现，但在台湾人民反抗日本占领的斗争，以及清末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中，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它作为台湾抗敌的一面旗帜，稳定了人心，整合了官军与义军的抗敌力量，在台北失守后，台湾军民又在丘逢甲等召集的义军和刘永福黑旗军的组织下，继续有组织地坚持抗日五个多月，前仆后继，有效抗击了日寇的南侵计划。日军在侵台战争中总计伤亡3.2万人，多名高级将领丧生，付出了比甲午战争过程更为惨重的代价。
“台湾民主国”的成立和保台抗战，极大鼓舞了祖国大陆的反割台斗争，为台湾人民播下了长期反抗殖民统治斗争的火种。“台湾民主国”无愧是一场清末反帝爱国运动的义举。
作者简介
唐博，男，1981年生于河南郑州，历史学博士，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秘书局公务员。出版专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译文数十篇。主要研究清前期政治史和清末民国北京城市住房问题，在近代黄河史和甲午战争史研究领域也有一定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