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传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一直被中国历代统治者视为维护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安全和稳定、实现有效管辖的一个重要前提。自定鼎燕京，清朝几代皇帝四处用兵，而驿、站、台、塘也像触角一样由行省区沿各个方向向边疆地区延伸，使边情上传，政令下达。中央统治力量借此输往帝国的各个角落，最终完成“大一统”帝国的重新构建。

从功能角度讲，清代的驿传体系集官员接待、文报传递、物资运输三种功能于一身。信息传递代表着中央政令的下达和地方情况的上传；官员接待意味着中央政令的执行、军政力量的调遣等；至于交通运输、物资转运，更是涉及到战略布局的重要因素。这三种功能都是清朝中央获取各地信息，并向各个地区投放、输出军政力量，实现有效统治的方式。所以当时的驿传绝非仅仅是个交通问题，而是关系到帝国开拓、安全和稳定的重要战略因素。

一、对多民族国家统一战争的支撑作用 

清代边疆驿传的发展常常以战争为契机，并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败。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帝下令安设内蒙古五路驿站，喜峰口外十五站，古北口外六站，独石口外六站，张家口外八站，杀虎口外十二站。这些驿站将从长城沿线向北延伸，直至草原深处，连通内蒙古各部。

康熙帝在这个时间安设内蒙古五路驿站包含着一个深刻的历史背景，那就是与蒙古准格尔部的战争。康熙二十九年（1690）七月底，在离北京约500多公里的乌兰布通，清军遭遇挥师东进的蒙古准格尔部首领噶尔丹。经过一场恶战，数万清军全军覆没，连康熙帝的舅舅佟国刚也身殁此役。惨重的失败使康熙帝认识到与准部争夺北方草原霸权的斗争将持续下去，为此必须构建长远的防御体系，稳步推进，而保证指令畅通、后勤补给运输顺利将是决定未来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内蒙古五路驿站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设置的。

乌兰布通之战八年后，清、准大战再次展开。由于五路台站设置后，大量军队和军事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往前线，清军拥有了有力的后勤支撑，很快将战线推进到喀尔喀蒙古地区，并主动出击、深入大漠深处寻找准部主力作战。康熙三十七年（1698），当双方在昭莫多遭遇时，清军终于大获全胜，尽雪前耻，准部主力被击垮。

此战之后，准部势力离开喀尔喀蒙古，退回新疆，而清军和清军的台站则尾随而至。根据范昭达《从西纪略》的记载，康熙五十八年（1719）八月，朝廷派兵部尚书范时崇安设自杀虎口至喀尔喀蒙古，跨越大漠的北路四十七处台站，即阿尔泰军台的雏形，这就是北路。雍正十一年（1733），清朝组建乌里雅苏台大营，北路台站再次调整。自张家口至乌里雅苏台军营，凡四十七台，十六腰站。到乾隆十九年（1754），随着台站的延伸，北路大军稳定地据有科布多，与新疆仅有阿尔泰山一山之隔。而经陕西、甘肃进入新疆的驿路被称为西路。

台站是否畅通还影响着战争的进程。乾隆十九年，乾隆帝决心再次用兵准部。文武大臣大部分反对，主要理由是距离太远，台站和后勤补给需要长期筹备。乾隆帝力排众议，派军轻装西进，以图速战速决，其间虽然不是一帆风顺，但最终平定了此百年之患。台站畅通，文报往来神速、毫无滞留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二、构建边疆战略防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清代边疆地区的军事防御体系中，驿传常常扮演着重要角色，康熙时期在黑龙江流域反击、防御沙俄的成功就是一例。

沙俄的侵略势力顺治初年就已延伸到中国的东北。由于一直忙于平定全国以及后来的三藩之乱，清朝无暇北顾，所以直到康熙初年，清朝在东北的统治力量仍然非常薄弱。黑龙江流域的镇守由千里之外的宁古塔将军负责，驿站之设更无从谈起。在后勤补给和军报传送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每次沙俄骚扰边境时，清军总要奔波千里，劳师袭远，只求速战速决，东北边陲之患自然难以根绝。

平定了三藩之乱后，康熙帝着手于以长远之计来解决东北的边防问题。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康熙帝派郎谈、彭春以围猎为名，探测雅克萨城的虚实和黑龙江沿岸的水陆路程，准备设立从吉林城到黑龙江沿岸的台站。驿站设置方案，关系到兵力调派、后勤补给问题，也关系到文报传递、战争指挥问题。对于黑龙江驿站的设置，康熙帝一直有一种“建长久之计，不狃（niǔ，因袭、拘泥）于目前之见”的思想，不但要为当时反击沙俄的战争服务，而且还将驿站之设与以后长期防御沙俄相联系。

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月十四日，康熙帝派郎中保奇等人着手设立吉林到黑龙江沿岸的驿站。战略据点的选择是影响驿站路径的首要因素。清政府经过多方考虑，最终将爱珲（即黑龙江城所在地，今瑷珲）作为黑龙江沿岸的驻防地。此后，黑龙江城成为进攻雅克萨城的军事基地，并一度成为清朝镇戍黑龙江流域的核心力量所在。之后，清朝又以白都讷、吉林等几个战略要地为核心，构建台站道路，支撑军队调遣、战略物资转运和军报传递。在后来的两次雅克萨之战中，清军无论是快速出击，还是对俄军的长期围困，都得益于台站畅通和供给不断。

三、关系边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清代的边疆驿传不仅为战争提供有力保障，即使在承平时期，也是关系到边疆地区稳定和安全的重要因素。乾隆皇帝曾将驿传视为向西藏地区释放统治力量的主要载体，甚至不惜为此大动干戈。

修建通往藏区的驿路，唐宋时期就有，元代最盛，但真正实现对驿传的稳定管辖和控制的还是在清代。清朝设置通往藏区的驿传始自康熙时期，当时入藏驿路有二，南路经四川入藏，北路经青海入藏。康熙时期也曾试图建立由云南入藏的官方驿路，因难度太大而放弃。康熙五十五年（1716），准噶尔蒙古趁西藏内乱之机，派兵侵入拉萨，控制西藏。为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康熙五十七年（1718），康熙帝派皇十四子允禵（tí）为抚远大将军，督率大军，从青海、四川两路用兵，最终击败准噶尔军队。西藏的驿传也就以此为契机逐渐建立。

承平之时，西藏驿传所有兵丁的选派、台站的保护都由驻藏大臣直接管理。但驿站的后勤供给，需要的夫役、牛马雇佣，则依赖所在的各地藏人头目牒巴办理。牒巴负责各地钱粮赋税的征收，驿站所需要的人力、财物也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但牒巴又听命于负责西藏行政事务的噶隆，而这在某些特殊时期会对驻藏大臣管驿权产生严重制约。乾隆十五年（1750）西藏贵族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发动叛乱，其措施之一是下令巴塘、里塘一带的牒巴撤去对驿站的供应，这使从打箭炉到拉萨的驿站、塘汛立刻陷于瘫痪，文报阻断，连乾隆帝的上谕也无法送达拉萨。直到叛乱平定，在继任的藏族头领班第达的组织下，驿传才得以复通。

平叛之后，乾隆帝对藏人制约驿传、驻藏大臣无计可施的情况仍然心存顾忌。他在上谕中指出，最重要的事就是保证政令畅通。清朝下令把西藏各地牒巴的任免事务、驿站管理、向中央奏报事务等都归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协商办理，并将这些内容写入《西藏善后章程》。这种人事权的重新划分，目的是保证清朝对藏区台站的有效控制，使之能够为清朝的军政事务提供服务。四十多年后，在驱逐廓尔喀人的战争中，乾隆皇帝仍然强调这一点。

康熙帝晚年时曾说：“我朝驿递之设最善，自西边五千余里，九日可到，荆州、西安五日可到，浙江四日可到。三藩叛逆吴三桂，轻朕乳臭未退，及闻驿报神速，机谋远略，乃仰天叹服曰：休矣，未可与争也。”（《康熙起居注》，2459页）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边疆驿传发达的自豪之情。清朝帝国疆域辽阔，民族复杂，即使边远疆域，其统治力也能通畅到达，驿传功不可没。

作者简介 

刘文鹏，1972生，河北宁晋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政治史。著有专著《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以及《清代补偿性政治控制》等十余篇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