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二十日（1688年3月21日），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之命，到中国进行科学考察的法国耶稣会士洪若翰、白晋、张诚等人，受到了康熙皇帝的接见。17世纪80年代的法国，正是波旁王朝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路易十四与康熙皇帝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冲龄即位，都凭借雄才大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并把各自的国家推向了鼎盛、成为区域性的强国——一个成为欧洲大陆科技文化的中心，一个称雄亚洲。

为了绘制航海图，法国已经向世界许多国家及地区派出科学考察人员进行天文观测与地理考察，惟独对派人到中国、印度感到棘手，他们对东方古国实在是知之甚少。考虑到天主教的一个修会——自利玛窦明朝万历十年（1582）来华传教，耶稣会的传教士不仅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而且其中的一些人还直接为中国政府、中国皇帝服务，同官方一直有密切联系，路易十四决定选择精通数学、擅长舆地工作、掌握中国最基本的艺术和科学知识的传教士来华，从而开始了以科学传教团为媒介的中法之间的交往。

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主宰地位，为科学传教团的派出提供了条件。路易十四所创建的法国科学院、音乐学院、舞蹈学院、建筑学院，使得巴黎成为欧洲科学文化的中心，法语成为欧洲各国宫廷及官方交往的通用语言，而法国军队在荷兰、德意志、奥地利与西班牙的驻扎，更是体现了法国当时的实力及对外扩张的趋势。

根据路易十四的指示，洪若翰等人被接纳为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成员，并授予他们“国王的数学家”的委任书。他们的身份是“国王的观察员与数学家”，而“搜集中文书籍和进行天文观测”、“完成从中国获取天文数据”、“完善法国人的航海图和地图”（[美]魏若望：《耶稣会师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则是他们来华的主要目的。他们在中国的科学考察经费，由法国政府从国库中拨给，每年给在中国、印度进行科学考察的传教士9200里尔。对洪若翰等人来说，科学考察是国家赋予的使命，他们每年都要向法国就各项问题提供大量珍贵而准确的考察报告，并提供最优价值的满文和汉文书籍的翻译资料。考虑到传教士的特殊身份，仅用“科学不足以驱使”他们“渡重洋，离祖国，别亲友，而徙居别一世界”（[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册），因而法国政府允许他们在科考之余进行传教。于是法国科学院的科学考察，便同耶稣会的传教联系起来，形成“科学传教团”。康熙二十四年（1685）3月，科学传教团的成员带着法国政府提供的观测仪器，从布雷斯特乘船出发。

在人员的选择上，法国方面非常重视科研兴趣与科研能力。科学传教团的第一批成员由洪若翰、白晋、张诚、刘应、李明组成。身为科学考察团负责人的洪若翰，在来华之前已经在大学教授数学、天文学达8年，并多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著述及科学实验报告。其他几位成员也都对数学、科考有浓厚的兴趣，在传教之余仍从事研究，其中以李明神父最为突出，他在旅途中仍然坚持观测天象。此后来华的宋君荣也是一位有志于科学研究的神父，曾多次到巴黎气象台向有关专家请教，为了进行天文观测，经常“终夜观星”，而当其在海上航行时“对于磁针偏差、风向、海流、磷光等现象作种种测验；对于海鸟、飞鱼等物作种种记述；曾将所为天文测验改正当时地图上的种种错误”（[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册）。

由于科学传教团成员是由耶稣会士组成，在受命之始就受到来自教会方面的阻力，罗马教廷传信部、耶稣会总会长都极力阻挠路易十四派遣传教士来华。为了维护其在东方的保教权，葡萄牙政府也对他们进行种种刁难，因此科学传教团一行只得从宁波登陆，而无法从葡萄牙控制的澳门进入中国。他们同清政府的联系也不是通过在华的耶稣会，而是通过当时担任清廷钦天监监正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与康熙帝联络。

法国传教士来华是“以国王臣民的身份生活在异国他乡”，为了确保科学考察任务的完成，路易十四禁止洪若翰、白晋、张诚等人宣誓（宗教仪式），因为一旦宣誓他们就要像其他传教士一样，忙于教务，不可能将大部分精力投入科学观测。罗马教廷传信部、耶稣会总会长却坚持他们必须履行宣誓。是否宣誓，就成为双方争执的一个焦点。为了强迫科学传教团的成员就范，教廷传信部取消了洪若翰、白晋、张诚、刘应、李明五人传教士的身份。作为耶稣会总会长代表的视察员方济各（意大利人，1671年来华）甚至专门制定了针对法国传教士的“禁约”：不得进行天文观测；所有信件必须用拉丁文或葡萄牙文书写，不得用法文；所有寄往法国的信件必须先交视察员检查；任何人不得通过澳门以外的其他地区进入中国；在北京的法国人未经批准不得公开露面；未经视察员许可不得在钦天监任职等等。

教廷传信部、耶稣会总会长的阻挠、视察员制定的“禁约”都给来华的科学传教团成员带来种种困难，他们寄给法国科学院的报告以及包括《中国皇帝画像及其小传》的长信全都被截留，甚至法国政府给传教士的经费、书籍也被扣下；而在外省传教也因被剥夺了传教士的身份不被教区接纳，很难开展工作。

法国科学传教团最终能在中国立足，并在科学考察、传教方面都能有所突破，同康熙皇帝的大力支持有直接关系。康熙帝根本就不理会所谓宣誓问题，并亲自接见了这些法国神父。精通数学的张诚和白晋被留在京城，洪若翰等3人则到南京、山西等地进行科考、传教，“由是驻华之法国教会遂以成立”，张诚就成为在华的第一任法国传教区会长。在康熙帝的支持下，白晋、张诚还在皇宫内建立了“药物实验室”，“进行各种欧式治疗法”试验。

此后不久，回北京的洪若翰、刘应因用“金鸡纳霜”（奎宁）治愈了康熙帝的疟疾而得到皇帝的封赏，康熙帝把皇城内的一处住宅赐给法国神父。但是北京的耶稣会负责人徐日升，却认为御赐的住宅是给所有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并非专赐予法国传教士。但是按照康熙帝的意愿，这处御赐住宅最后还是成为白晋、张诚以及当时在京的洪若翰、刘应的下榻处，此后来京的巴多明、冯秉正等人也都住在这里。不久，康熙帝又把住宅附近的空地作为修建教堂的地基赐予法国神父，此即后来建成的“北堂”。法国教区“不与中国的视察员而与罗马的法国省教区长协商事务”，成为一个独立的传教区。

在康熙帝的支持下，负有科学考察使命的法国耶稣会士相继来华。康熙三十二年（1693）奉命出使法国的白晋，在回中国时就带回巴多明、雷孝思、傅圣泽等8位神父，而康熙四十年（1701）随洪若翰来华的法国传教士有10人。此后，一批又一批的法籍耶稣会士纷沓而至，诸如杜德美、殷弘绪、蒋友仁、孙璋、钱德明、马若瑟、汤执中、韩国英、金济时、晁俊秀等。据费赖之在《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记载，自法国派出科学考察团开始，共计有法国籍神父86人，葡萄牙籍79人来华。

法国科学传教团来华，对促进法、中两国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都产生了的一定的影响，不仅直接导致欧洲18世纪汉学的兴起，也为中国统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法国、了解欧洲的窗口。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导致波旁王朝覆亡，派遣科学传教团来华一事也随之终止。

作者简介 

李景屏， 1945年生于北京，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清代政治史、清代社会史的研究，著有《1795——乾隆六十年》、《乾隆与和珅》、《正说清朝十二后妃》、《何苦生在帝王家：大清公主命运实录》、《何苦生在帝王家：大清阿哥》、《清朝大事本末》等学术著作13部，发表论文4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