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一口通商与英商洪任辉   

乾隆二十四年（1759），英商洪任辉乘船北上赴天津投诉，与一口通商制密切相关，是清代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个大事件。 

一、清廷一口通商政策的确立 

洪任辉，一作洪任，原名James Flint，英国人，东印度公司职员，汉语翻译。康熙年间，清廷解除海禁，开海贸易，先后在江苏松江、浙江宁波、福建厦门、广东广州设立四个海关，负责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不过，几十年间，四口中以广东为外国商船集中之地，其它三口少见洋船踪迹。为了便于对来华外商的监督管理，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廷在广州商行中设立洋货行。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报单皆投洋货行，出海时，洋商赴关纳税。清代著名的广州十三行就源于此。乾隆十年（1745），为加强对外商的管理，清廷在原有的行商制度上建立保商制度。外国商船进口后，须有一名行商作保，外商和船员的一切行为都要保商负责，外商交纳税款也要由保商担保。所有进出口货物价格由保商确定，然后让各行商分领销售。这个制度使外商的行动大受限制。因此，他们不断提出改革的要求，但均遭拒绝。 

18世纪50年代，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已有相当发展，广州一口已不能满足东印度公司对华通商的需要。以洪任辉为首的一些外国商人，既不满于粤海关的不法勒索，又希望前往他们所要购置的大宗产品——生丝、茶叶、南京布等的产地，或距产地较近的口岸进行贸易。他们在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755—1757）间，频频前往宁波通商。 

起初浙江官员认为，外国商船久不到浙江贸易，如今慕化远来，自应加意体恤。后见这种贸易有经常化趋势，又产生了疑虑，奏称：“应严加防范，以重海疆。”乾隆帝一方面担心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住日久，恐又成一澳门，于海疆重地，民风士俗均有关系；另一方面，他又无意用强硬手段禁止贸易，希望通过更定章程，使浙江税额重于广东，洋商无利可图，自必仍回广东贸易。提高浙海关税率，企图寓禁于征。可是，这一举措没有奏效，英国商船仍然到浙江贸易，并称：“广东洋行包买包卖，把持刁难，故不愿去”，愿按新税制在浙贸易。清廷一度考虑同意英商的要求，在浙江开辟通商口岸。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乾隆帝谕道：“今番船既已来浙，自不必强之回棹（zhào，指船）。惟多增税额，将来定海一关，即照粤关之例，用内务府司员设立海关，补授宁台道督理关务。” 

允许浙江开埠，中英贸易更加接近茶、丝产地，有利于江浙富庶之区的发展，也有可能引起浙江和广东在招揽贸易方面展开竞争，促进中外贸易的发展。但是，当时的情况是：自开海以来，中外贸易长期集中在广州，形成了一个包括行商、粤海关监督、广东地方官吏在内的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垄断贸易，贪污勒索，得利甚多，自然不愿意外商弃粤就浙。浙江方面，浙江多一个外贸口岸，就多一个不安定的因素，势必加重官吏的责任。以闽浙总督杨应琚为代表的官员力主禁止宁波通商。乾隆帝认为他们言之有理，因而改变了主意。于是，二十二年十一月，他下令：宁波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洋人如果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并命粤海关将这个规定传谕外国商人。这就是一口通商政策的确立。 

二、洪任辉北上天津投诉 

清廷宣布了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的规定，英国东印度公司仍不死心，希望取消禁令。乾隆二十四年五月，洪任辉驾船从广州驶往宁波，到达定海时被清军发现，劝其仍回广东贸易，不得在此停泊。六月，洪任辉驶出定海，但并没有返粤，而是扬帆北上，直奔天津。 

六月二十四日，洪任辉出现在天津大沽口外，自称是英国四品官员，一向在广东澳门做买卖，因行商黎光华欠银不还，曾向关督、总督及宁波呈诉，都不准。今奉本国公班之命来天津，要上京师伸冤。六月二十九日，直隶总督方观承将详情奏报乾隆帝。洪任辉投诉案由此发生。 

乾隆帝认为“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立即派给事中朝铨带同洪任辉从天津赶赴广州，福州将军新柱从福建赶赴广州，共同办理此案。到达广州后，朝铨、新柱奉旨会同两广总督李侍尧，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解任，并就洪任辉的诉状逐一调查审讯。 

洪任辉的诉状共有7条，真实目的是企图突破一口通商的规定，恢复宁波贸易。洪任辉在定海时就声称：“货物银钱俱在后面大船上，欲往宁波贸易。”随后，英国商船“切斯特菲尔德”号在大班味啁的指挥下果然来浙，准备贸易，但遭到拒绝。他们借口风色不顺，患病人多，需修补篷帆、购买食物等，逗留一段时间后，被迫回棹。清朝统治者认为这“显系彼此商谋，一人出头控告，一人赴浙候信，冀开浙港”。 

三、洪任辉投诉案的处理 

投诉案发生后，乾隆帝就定下了处置的原则：一、洪任辉控告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各款，如果属实，李永标即应正法，俾众知惩创。二、如有内地奸人潜为勾结，代洪任辉写呈词，怂恿控告，乃奸宄（guǐ，犯法作乱的人）之尤，应立即正法示众。三、洪任辉在浙江、天津呈控，必欲去粤向浙，亦属可恶，不可不申明国宪，示以限制。 

据李侍尧奏称，李永标尚无因官办克扣，及自买货物全不酬价之事，但其家人遇洋船进口，置买货物不以实价给发。乾隆帝认为家人勒索即主人勒索，不可以失察开脱。李永标被革职流放，家产充公，家人受罚。与之相关的粤海关役吏分别惩处。 

乾隆帝认为内地代写呈词者“乃奸宄之尤”，因此查办的重点由呈词的指控内容转为呈词的产生和投递。经查：洪任辉曾就告状之事在仁和行与四川人刘亚匾商量，由刘亚匾执笔撰写。此后，东印度公司在噶喇巴（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请福建人林怀誊改刘亚匾写的状子，由洪任辉往浙江、天津投递。乾隆帝命李侍尧召集在广州的洋商及保商等，将刘亚匾即行正法示众。林怀虽远在海外，乾隆帝命设法招回治罪，毋令漏网。其家属如有留在国内者，密拘审讯，务使沿海之民不敢复蹈故辙。 

乾隆帝认为洪任辉勾结内地奸民，代为投诉，企图违例别通海口，罪责难逃。念其身为夷人，从宽发落，命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驱逐回国，不许逗留生事。 

对洪任辉提出的7条，清廷决定“规礼名目，一概删除，合并核算”；华商所欠银两，按股匀还；番船出口食物税银不予免除；保商制度继续执行。由此可见，乾隆帝虽然惩处了李永标等人，满足了英商的部分要求，但在关键的征收规礼和保商制度上则毫不让步。乾隆帝还令广东大臣晓谕英商：“内地物产富饶，岂需远洋些微不急之货，特以尔等自愿懋（mào，努力）迁，柔远之仁，原所不禁。今尔等不能安分奉法，向后即准他商贸易，尔亦不许前来。”从此，一口通商成为定局。洪任辉乘船赴天津投诉，企图开辟浙江通商口岸的希望成为泡影。 

不仅如此，清廷感到为了防止外国人的侵扰，除了将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一口外，还必须加强对来广州的外国商人的管理与防范。二十四年十二月，清廷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共有五条，又称《防夷五事》。这是清廷全面管制外商的第一个章程，主要内容为：一、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二、外国商人到广州，应令寓居洋行，由行商负责稽查管束；三、禁止中国人借外商资本及受雇于外商；四、割除外商雇人传递信息之弊；五、外国商船进泊黄浦，酌拨营员弹压稽查。洪任辉赴天津投诉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使英商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 

一口通商主要是针对西方各国，南洋商船仍可到闽浙江海关贸易，中国商人也可以从四口出海贸易，《防夷五事》在实际中也难以切实执行。但是，从总体上说，它对中外贸易的发展无疑起着阻碍作用，是清代贸易政策的逆转。 

作者简介 

吴伯娅，195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多部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