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垄断”自古有之。秦始皇时的朱砂专卖，可称是古代最早的全国性垄断。此后，汉代的盐铁专营、唐代的榷酒、宋代的榷茶，皆可视为垄断。古今“垄断”含义不尽相同，而清末的企业垄断较古代的垄断弊端更多，危害更大。 

清末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都是垄断企业。其时，垄断被称为专利。中国的第一家织布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创立之始，即被授予十年专利，“酌定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其专利并不限于通商口岸，实是全国性的垄断。其他官办企业也都享有各种特权，如开平矿务局，“距唐山十里内不准他人开采”；滦州矿务局“矿界四至较定章三十方里特为宽展(达三百三十方里)，他矿不得援以为例”；对于轮船招商局，李鸿章规定“五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不许“独树一帜”。 

清末企业垄断的结果是限制了华商，却未能限制洋商，如开平煤矿终落英商之手，“以滦收开”的企图成为泡影，最后滦州煤矿反被开平煤矿吞并。再如：轮船招商局虽然收买了美商旗昌轮运公司，却对英商太古公司无可奈何，始终未能从外商手中夺回中国航运业的主要控制权。 

清政府曾经把解救自己财政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商办工矿企业上，但是，出于它的封建本质，又时时企图实行官办，商办与官办的矛盾始终贯穿于清末“振兴工商”的实践中。清政府坚持官办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对民族资本不信任。如对于军火工业，是从来不许民族资本染指的；对于铁路事业，也是紧抓不放的；对于铁路修筑权的开放，始终是有限度的。各地商办铁路公司的设立以及总协理的人选都要经过清廷的批准。清政府原计划，“招商设立铁路公司，不用官督商办名目”。但当光绪三十二年（1906）湖南奏请商办铁路时，又出尔反尔，申明“铁路系军国要政，仍应官督商办”。二是与民族资本争利。对于企业，清政府本着“有利者留，无利者去”的原则，无利可图的企业，推给商人去经营，而有利可图的，则往往禁止商人插手，甚至已经商办的企业，发现利大，也不甘让利于民，收回官办。如电政局原来是商办的，营业利润很高，清政府便以“电务为军国要政”为由，“筹还商股，将各电局悉数收回”。各省督抚为扩充实力，凡属“可兴大利”的矿产，定为官办，不准商办。即使已经商办的，也往往被他们夺走。如广东士敏土厂被两广总督岑春煊定为官办，“不准商人仿制，致碍公家之利”。广西平乐、富川锡矿，广东曲江、合浦、江苏幕府山等处的煤矿，都是因为“苗旺质佳，获利甚厚”，而被“勒令交出，改归官办”。而这些企业实行官办以后，由于官僚的无能和挥霍浪费，都陷入了管理混乱、亏损不堪的状态。不仅这些企业，凡是官办企业，莫不如此。张之洞创办的湖北官纺局“机器的情况很坏，同时有严重的浪费、混乱和怠工”。这个纱厂，“最大的困难是派来大批无用的人做监督，这些人都管叫坐办公桌的人，因为他们坐在桌旁，无所事事”。他们甚至“为了一点私利把训练好的工人开除了，雇用一些生手”。 

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因为官僚掌权而商人无权，也是腐败不堪。如汉冶萍公司虽是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但据《时报》文章描述：“其腐败之习气，实较官局尤甚。督办到厂一次，全厂必须悬灯结彩，陈设一新，厂员翎顶衣冠，脚靴手本，站班迎迓。酒席赏耗之费，每次至二三百元之多，居然列入公司帐内。督办之下，复设总、会办，月支薪水二百两、一千两，一凡绿呢轿、红伞亲兵、号褂以及公馆内所须一切器具、伙食、烟酒零用，均由公司支给。公司职员，汉、冶、萍三处，统计不下千二百人，大半为督办之厮养，及其妾之兄弟，纯以营私舞弊为能。上年有萍矿坐办林志熙侵吞公款三十余万两，经工商部委员查出，现方由公司起诉，将林拘留。然汉冶萍公司开办以来，侵款自肥，如林志熙者，殆不可胜计，不过互相包庇，无人发现耳。即如汉口扬子江机器公司，即由汉阳铁厂搬出之旧机器所组成，并由铁厂提银五万两作为股本，由汉厂总办李维格出名承办，得利由各厂员均分，实则厂员并无一钱股本在内，即窃汉厂之旧机器及五万金为彼数人之私产耳。” （《时报》1913年3月4日） 

清末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垄断企业出路只有三种：第一种是被腐败官僚出卖，为外资吞并或沦为外资的附庸。如上述汉冶萍公司从光绪三十四年（1908）到宣统三年（1911），共借了11次外债，其中8次是日本债，累计欠日本债款1721万日元，其中最重要的是600万日元的预借生铁价款。自大冶铁矿砂输日后，日方因矿砂运费颇巨，便有获取汉阳厂所炼生铁输日，由日本八幡制铁所专重炼钢的计划。宣统二年（1910）达成日本八幡制铁所购定生铁合同，规定自1911年起15年间购买汉冶萍生铁114万吨，并规定每吨价26日元，15年不变。同时仿矿砂办法，签订借款合同，向日本正金银行借款600万日元，年息六厘，15年为期，日本并派顾问、工程师、会计师进驻公司。当年，运交日本生铁19164吨，占年产量的20.5%。至此，汉冶萍的铁矿和生铁就以供应日本为首要任务，日本人监督、掌握了生产和财务权，并有日军驻扎。当时即有舆论：“汉冶萍三厂，虽名系中国，实为日人也。”  

第二种是经营失败，被迫招商承办，成为商办企业，走上自由发展的道路。如武昌织布局、纺纱局、制麻局、缫丝局四大制造厂，在官办时期，经营无利，连年亏累，时常关厂停工。但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由广东商人韦应南承办，订立了20年的借让合同。初改商办后，每年仍有亏累，后经逐步实行财务上的整顿，渐能达到收支相抵，1908年四局共获纯利149384两，从此每年的净利在15%以上，其后发展成为著名的裕大华纺织集团。 

第三种出路是，经营的官僚以亏损为名，勾结洋商，化公为私。如盛宣怀承办的华盛机器纺织总厂，资本80万两，官本甚多，开办以后，连年亏折。光绪二十三年（1897）暂租与洋商包办三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奏准华盛股本亏尽，老局股票一概作废，另行招商顶替。其实，所谓招商顶替，乃是盛宣怀把官厂变为私厂的一套诡计，股票始终还是握在盛家手里。为了掩人耳目，盛宣怀使用了金蝉脱壳、瞒天过海的手法，于光绪、宣统年间先改名“又新”，又改名“集成”。在辛亥革命后，恐被政府查抄，于是改名“三新”，并聘英人H.C.马歇尔为总经理，向香港注册，并悬英商牌号，当其改名三新时，其资本已扩大为150万两。厂主原为盛宣怀，后由其子泽丞、苹丞等继续经营，一个好端端的国营企业就这样被腐败官僚变成了私人企业。 

当时，即有人看出了企业垄断的危害。上海机器织布局十年专利之奏一出，就有人指出：“是何异临大敌而反自缚其众将士之手足，仅以一身当关拒守，不亦傎（diān，颠倒错乱）乎?”据该局招商章程所述，当时洋布行销中国每年不下3千万两，该局计划设织机400张，每年织布24万匹，可售银44.4万两；只抵得进口值的1.5%，尚不准成立其他织布企业，真可称是“一身当关”。曾任该局主持人的马建忠也说：“十年之内，不许他人再设织布局，而所设织机不过二三百张，每日开织只五六百匹，岁得十八万匹，仅当进口洋布八十分之一耳。则十年之间，所夺洋人之利，奚啻（xī chì，何止）九牛一毛哉!”就是后来华盛总厂设立时，限定全国纱机40万锭，织机5千张，也还是自缚手足。当时进口是以纱为主，光绪十八年（1892）为2457万两，而华盛40万锭全开可出纱30万包，按当时市价不过1800万两，不足进口洋纱73%。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商获得在华设厂权，清廷张惶失措，颁布上谕，要求各省设厂抵制，然而，此时中国工业基础未立，朝野上下徒唤负负（感到非常后悔），悔之已晚。 

作者简介 

郑起东，1947年生，湖北秭归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专著有：《转型期的华北农村社会》等，论文有：《清末“振兴工商”研究》、《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后的让步政策》、《农民负担与近代国家财政体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