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这场战争也使李鸿章苦心经营了数十年的“一生事业，扫地无余”。但他反省原因时却归结于“环境所迫，无可如何”。如果把甲午战败之责完全归咎于李鸿章一人，固然不符合历史实际，但是，李鸿章对于甲午战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战前，他一相情愿地依赖列强“调解”，疏于防范；战争中，他固守消极防御、“保船避战”的方针，给战败埋下祸根。 

在1894年7月中旬以前，清政府派驻朝鲜的兵力共有2400余名，由叶志超、聂士成统率，屯驻牙山。日本派出由大岛义昌率领的第五师团混成旅四千余人开进朝鲜，兵力优于中国。从7月21日开始，李鸿章在光绪帝的压力下迅速调集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丰升阿等人率领的四路人马入朝，部署在平壤一带，中国的兵力增加到13000人，军事对峙形势对中国稍稍有利。7月25日，日本舰队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海面对护送兵员、饷械的中国海军发动突然袭击，重创我“广乙”、“济远”两舰，运兵船“高升”号被击毁，殉难官兵七百多人。同日，日本大岛义昌率陆军向驻守在牙山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日战争由此爆发。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正式宣战。 

中日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间，日本在朝鲜的兵力逊于中国。然而，8月5日，李鸿章命令驻扎在平壤的淮军盛军统领卫汝贵：“汝等队初到，必须先据形胜，坚扎营垒，勿为所乘，确探前路敌情，俟全队到齐，再相机进止。”几天后，他再次向驻朝清军下令强调：“目前只能坚扎平壤，扼据形胜，俟各营到齐，后路布妥，始可相机进取。”命令直隶提督叶志超：“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而日本却利用清军固守平壤、“株守以待”的机会，源源不断地从国内调兵。到9月上旬日军发动平壤战役前夕，日军进入朝鲜的总兵力为19600余人，其中担任进攻平壤的兵力为16000余人，已经形成对于清军的作战优势。9月15日，侵朝日军分四路猛攻驻守在平壤的中国军队。虽有左宝贵等将士英勇作战，但因主帅叶志超庸劣无能，率先出逃，清军各部未能很好配合，遂使平壤被日军攻占。 

平壤战役失败的真正原因，是李鸿章奉行的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但是，李鸿章并不认真检讨自己的失误，一味强调“固由众寡之不敌，亦由武器之相悬，并非战阵之不利也”。实际情况是，平壤之役，清军兵力比日军多，武器比日军好。有学者指出：“平壤之役，是中日两国陆军的首次大兵团作战。参战清军约一万八千人，日军约一万六千人。清军多系北洋精锐，士兵使用的武器大都是毛瑟枪、哈乞开司枪和黎意枪，还有相当一部分部队使用连发枪（又称快枪）。部队配有克虏伯钢炮，装备要比日军的好。” 

在海战问题上，李鸿章认为，中国海军实力不敌日本，“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只能采取“静以待敌”的策略。他为北洋海军制定的作战方针就是“以保船制敌为要”，只许“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不许出海作战。这种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放弃了中国的制海权，束缚了海军将士的作战主动性，贻误战机，以至葬送了北洋海军。 

在丰岛海战前，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曾经请示北洋舰队出海“操巡”，但被李鸿章拒绝。这就大大限制了北洋海军的活动范围，把广大海域让给了日本海军。不许舰队出洋“操巡”，又使乘轮渡海援朝的陆军只能与少量海军舰只冒险出海，而得不到强大舰队的有力保护，给日本海军以袭击的机会。可悲的是，清军的这种部署被日本间谍探知，日本于是决定从海上袭击中国海军。7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从佐世堡起航，开往牙山方向。25日，它的第一游击舰队在丰岛海面，以优势兵力、火力袭击了执行运送兵饷任务的北洋舰船（“济远”、“广乙”为护航舰），给中方造成重大损失。丁汝昌在这次行动前考虑到船队在途中有遭敌袭击的危险性，要求李鸿章准令舰队继续接应。7月24日，舰队已生火起锚待发，但被李复电制止，为丰岛海战的惨败埋下了祸根。 

黄海海战，中国方面的损失虽然较大，但依然拥有“定远”、“镇远”、“来远”、“济远”等战舰，保持着一定的战斗力。此时的李鸿章拘泥于“保船制敌”的消极防御方针，再加上一连串海战的损失，畏敌避战的思想愈加浓厚。他明令丁汝昌只能固守在威海一隅，“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其时，日军猛攻旅顺，危及北洋海军的根本要地。丁汝昌亲赴天津请求率舰队出击援救。李鸿章斥责他说：“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11月22日，日军攻陷旅顺，船坞沦于敌手，北洋海军之根本被拔除。 

日本一直把退驻在威海卫的北洋海军视为最后从军事上战胜中国的主要障碍。1895年1月，日本根据“进兵山东半岛，歼灭北洋水师”的战略计划，出动海陆军进攻我山东半岛。当时停泊在威海卫军港的北洋舰队仍有各种战舰15艘，其中铁甲舰3艘，巡洋舰3艘，装甲舰1艘，炮舰6艘，练舰2艘，依然保持一定的战斗力，如能与岸上友邻部队密切配合，积极作战，不是没有挫败敌人进攻的可能。但是，在李鸿章消极防御思想的影响下，丁汝昌提出舰队依靠岸炮与敌作战的计划：“今则战舰无多，惟有依辅炮台，以收夹击之效。”“在炮台炮线水雷之界，与炮台合力抵御，相机雕剿，免敌船驶进口内。”李鸿章表示：“海军所拟水陆相依办法，似尚周到。”其实，这是一个以保全战船为第一要务的作战计划，完全是李鸿章“保船制敌”消极防御思想的产物。 

能否守住威海卫，加强陆路防御至关重要，而山东海岸沿线的布防恰恰是个薄弱环节。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清朝上层决策集团都把战争注意力放在津、旅、直、奉一线，布置于山东半岛的兵力不多，后来尽管有所增加，但因战线太长，兵力部署分散，再加上各军在训练、装备、指挥系统等方面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山东陆路防线的薄弱状况并未发生明显的改变。更严重的是，北洋海军统帅丁汝昌与海岸陆军将领戴宗骞在防战问题上发生分歧。戴宗骞主张“抽行队赴远处迎剿”，“敌无论何处登岸，以抽绥巩军队驰往剿捕为重”，“准其因地审势，自酌战守”。而要将威海炮台防守事宜交给北洋海军，实际是要抽调主力去打游击。丁汝昌致书戴宗骞，反对他坚持的不守炮台而出战的意见，主张海陆合力同防，共同御敌。李鸿章支持丁汝昌的意见，回电否定了戴宗骞的主张：“用兵固须因地审势，我枪炮既不能敌，倭诡计狠劲，又不及彼，汝欲扼上庄口山，自问仓猝能扼住否？若溃退，则敌笔随入，一军皆慌，仍以扼要埋伏地沟为妥。”李鸿章尽管发现了问题所在，但未能进一步采取有效的办法解决海陆军主要将领之间的分歧，加强陆路防守。 

1895年1月20日，日本陆军在联合舰队的掩护下，从荣城湾龙须岛登陆，包抄威海卫后路。日海军则从海上封锁威海卫。清朝陆军的抵抗很快被日军击溃，丢失了威海南北两岸炮台，使北洋舰队处于敌人两面夹击之中。丁汝昌抱定“船没人尽”的决心，率领广大将士奋力抵抗。2月11日，日军进攻更加猛烈，陆援和突围的希望完全断绝，丁汝昌自杀殉国，其部属遂向日军投降。李鸿章苦心经营了十余年的北洋海军，至此全部覆亡。 

李鸿章消极避战的方针束缚了北洋舰队将士的手脚，直接导致中国海军史上这一空前的悲剧发生。 

作者简介 

史革新，男，1949年5月出生，山西阳泉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