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科举制度产生的那天开始，科场舞弊的幽灵便一天也没有离开过贡院的号舍。到了清朝，科场作弊的隐秘手法与猖獗程度都达到了科考史上最严重的程度，屈指数来，作弊手法竟有十几种，诸如徇私请托、夤缘赌买、暗通关节、夹带入闱、场内传递、枪替倩代、冒籍应试、冒名顶考、隐匿捏报、割换试卷、窜写代改、泄漏考题、乱号抄袭、罢考哄闹等等，真可谓五花八门。清朝官府对科场作弊的打击，比起以往各朝，也是力度最大惩处最严厉的。这里，让我们透过清宫档案，来看看清朝是如何打击科场作弊的。 

顺治朝：贿卖关节——考官李振邺等7人处斩 

关节作弊，是科举时代隐蔽性最强的一种舞弊手段。这种作弊手法，始自两宋，盛于明清。北宋真宗景德年间，朝廷制定了两项在古代科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考场规则：一是糊名，二是誊录。糊名，是将试卷上考生的姓名、籍贯等项用纸糊盖起来，使批阅试卷的考官不知道手头的卷子是何人所作；誊录，则是在考生交卷后，另由考场专雇的誊录人员将考卷重抄一遍，然后再交考官评阅，这样，就连考生的笔迹，考官也无法认出了。可是，就在有了弥封糊名和誊录易书这两项防弊措施之后，又有了新的作弊“对策”，即订关节递条子。所谓关节，就是考生与考官串通作弊，约好在试卷内诗文某处用什么字作为记号，其中多数是用“夫”、“也”、“矣”这一类虚词作暗示，大多用在某文开头、某段结尾。作弊者暗订关节的绝招，使得弥封、誊录的防范作用大打折扣。 

在清朝十几起科场大案中，关节作弊案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且关节作弊者一般都是处以死罪。顺治十四年（1657年）顺天乡试，大理寺左评事李振邺奉命充任同考官。入场前，李振邺拟订了几十个关节条子，叫上在京城偷养的小妾和一个叫张汉的考生，四处兜售，临到入闱时，总共卖出了25份关节条子。进入考场，李振邺把所有关节用蓝笔写在一张纸上，让跟随入场的家仆灵秀去查找这些卷子。案发后，李振邺等5名贿卖关节的考官和2名严重作弊的考生被斩，家产全部查抄，各家老幼共108人流放关外边地尚阳堡。 

雍正朝：叫卖秀才——河南学政俞鸿图人头落地 

清代的学政，执掌一省文教大权，三年一换，属钦差大臣。学政的一项重要职责是，主持省内岁、科考试，即在到省的第一年巡视各府、州、县学校，轮回举行岁试，第二年再到各地主持科试，通过岁、科两试，从童生中考选生员——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秀才。国家能否通过科举选到真才，士子能否迈上科考的第一台阶，学政选拔秀才的考试是最为基础也是至为关键的一步。可是，在贪婪腐败的官风下，各省学政往往把一手掌管的秀才考试当成纳贿发财的良机，舞弊之风盛行。清代档案中就说，各省学臣中“校士公明，一文不取”的很难找出几个，而因循营私者则十有八九。河南学政俞鸿图就是这样丧身的。 

雍正十年（1732年），朝廷简派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俞鸿图为河南学政。俞鸿图来到河南后，自视独掌豫省科考文教大权，把学政衙门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肥缺。俞鸿图前往各处巡回考试，就像地主收租一样，走到哪里，钱财收到哪里，谁送银子，谁就能当秀才。  

据清宫档案载，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五月间，俞鸿图来到许州主持秀才考试。他与充任提调官的临颖县知县贾泽汉等人密谋，以贾泽汉当时在许州开的一个油店为窝点，通过亲戚、朋友、师生、同乡等各种关系，到处揽生意，四处叫卖秀才。俞鸿图在许州总共卖出去多少秀才？经河东总督王士俊严密追查，先是查出买秀才的考生23名，后又有主动投案自首的考生24名。这样，在许州经俞鸿图之手卖出的秀才总共有47名。据河东总督王士俊的奏折说，几位串通贿卖的“合伙人”当初这样议定：每卖一个秀才，收银子360两到400两，送给俞鸿图每名300两，剩下的银两由其他人瓜分。若按这一分赃比例进行粗略估算，俞鸿图本人收取受贿银两当在14000两左右。对河南学政俞鸿图贿卖秀才一案，经过半年多的审讯，雍正最终下令：立即处斩！ 

   乾隆朝：雇人替考——考生枪手一律斩杀 

枪替，是清代科举考试中经常出现的。所谓枪替，就是指请人冒名入场代写试卷。那些受雇替考的人，就叫枪手。枪替现象，在考取秀才的初级考试童试中普遍存在，在考选举人的乡试中也时有发生。为制止此弊，顺治年间规定，童生参加县试，必须5位考生互结联保，并由本县一名廪生作担保人；参加府试，除了同考的5人互结外，要有2名廪生认保。考场上若是发生枪替之弊，一经发觉查出，互结的5名考生要一同连坐，保结的廪生也要黜革。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又进一步规定：“枪手代倩，为学政之大弊。嗣后凡有代笔之枪手，照诓骗举监生员人等财物指称买求中式例，枷号三月，发烟瘴地方充军。其雇代倩代笔之人，照举监生员夹浼营干买求中式例，发烟瘴地方充军。知情保结之廪生，照知情不首例，杖一百。”  

至乾隆年间，对枪替情弊的处罚就更重了。且看这样一桩案件：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七月，广西土田州知州岑宜栋的长子岑照赴广西省城参加乡试，入场前，他先到永安州知州叶道和的寓所拜访了两次，恳请这位知州找个有些才学又可以信赖的人代考。叶道和让一位在他的州衙内充当了多年幕友的曹文藻，充作考场内的书办，混入场内，替岑照答写了全部三场试卷，事前许诺考中后有谢银300两。岑照果然高中解元。案发后，乾隆作出这样的处理决定：考生岑照、永安知州叶道和，立即处斩；枪手曹文藻等人，绞监候秋后处决；岑照的父亲土田知州岑宜栋，罚银5万两。 

    咸丰朝：听人说情——一品大员柏葰丧命黄泉 

咸丰朝的柏葰，是朝廷的一品大员。柏葰于咸丰六年（1856年）升任军机大臣，并且兼职内阁大学士。他于咸丰八年（1858年）充任顺天乡试主考官，就在这次科考中，柏葰因为听别人说情，而最终身败名裂。 

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举行举人考试，有刑部主事罗鸿绎应考。入闱前，罗鸿绎找到肇庆府同乡兵部主事李鹤龄，拟定三场考试所用关节：第一篇，文末用“也夫”二字；第二篇，文末用“而已矣”三字；第三篇，文末用“岂不惜哉”四字；诗的末尾，用“帝泽”二字。这样，共定了4处关节，全用在各篇结尾的地方。李鹤龄拿着为罗鸿绎拟订的关节，找到即将入闱充任同考官的同年翰林院编修浦安，请他在场内照应。浦安凭这几处关节，找到编号是“中皿恭字十二号”的卷子，在同考官“荐阅”一栏内写下批语“气盛言宜，孟艺尤佳”8个字，推荐到主考官手中。身为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的主考官柏葰在审阅浦安试卷时，认为该卷才气平平，初步拟定列入备取的副榜，后来连副榜也不上了。浦安得知后，急忙请柏葰带入场内的家仆靳祥出面说情，最终柏葰以第238名举人将罗鸿绎录取。事后，通过关节中举的罗鸿绎拿出500两银子，分别酬谢柏葰、浦安、李鹤龄、靳祥等人。就是这一纸关节，主考官一品大员柏葰竟人头落地，同考官浦安、考生罗鸿绎以及代拟关节的李鹤龄也一同处斩。 

从档案文献来看，清代对科场作弊的打击力度远远超过以前各朝。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惩处至为严厉。隋唐宋明各朝对科场作弊的士子只不过处以停考，或流放边地，考官顶多是降级革职，在清代则往往是杀头之罪，而且是斩立决，这点尤其是在清朝前期执行得十分坚决。二是惩处制度化。以往各朝大多对科场作弊的个案处理，灵活性较大，到了清代就形成了具体的《钦定科场条例》，内容十分详细。当然，到了清朝后期，科场衰败，考纪废弛，对科考作弊的惩处也松了许多。 

作者简介 

李国荣，1961年生，辽宁建平人，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研部主任、研究馆员。主要著述有：《帝王与炼丹》、《佛光下的帝王》、《科场与舞弊》、《实说雍正》（合著）、《清宫档案揭秘》（主编）、《清代广州十三行纪略》（主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