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我国统一得到加强,版图最终奠定的时期。但从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主权逐步沦丧，金瓯不再无缺。两次鸦片战争的结果，海疆门户洞开，甚至京师失守，有海无防的危局极为突出。正当清政府忙于应付西方的海上挑战时，西北边塞却狼烟四起，大片领土失陷，出现了震惊全国的“新疆危机”。 

新疆自古是中国领土，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绵延不断。同治三年（1864年），这里爆发了反清武装斗争，局面比较混乱，这就为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和沙皇俄国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阿古柏入侵新疆后，先后占领了喀什噶尔（今喀什市）、叶尔羌（今莎车）、和田、阿克苏、库车。到同治九年（1870年）秋天，又攻陷了达坂城、吐鲁番、乌鲁木齐和玛纳斯，侵占了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并在占领区内建立一个叫做“哲得沙尔（意为七城）汗国”的外来政权，进行极端野蛮、黑暗的残暴统治。沦陷区各族民众大批沦为奴隶，南疆人民莫不痛心疾首。 

新疆问题之所以严重还在于英、俄两国的插手。十九世纪的英、俄是争霸世界的两个殖民大国，双方都向中亚地区推进，剑拔弩张，互不相让。阿古柏政权出现后，英、俄都想控制它。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出兵占领了我国伊犁地区，夺取了妄图鲸吞新疆的一个重要桥头堡；英国也不甘落后，加紧与阿古柏的勾结，其商品、军火、间谍源源不断地拥进我国新疆。这样，收复新疆的斗争就变得十分复杂和艰巨，因为这意味着不但要粉碎阿古柏入侵势力，还要同野心勃勃的英、俄两霸作坚决斗争。 

在西北形势岌岌可危的时候，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以垂暮之年毅然承担起收复新疆的重任。在沙俄侵占伊犁后，正准备告老还乡的左宗棠立即表示：“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 

对于新疆问题，清政府的态度如何呢？清廷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这就是持续了几个月的“海防与塞防之争”。直隶总督李鸿章坚决反对出兵，他的论据是：“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并强调“海防”要重于“塞防”，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李鸿章对收复新疆的价值判断是：“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危漏，已为不值”。刑部尚书崇实把话说得更加直白，他认为，新疆“纵能暂时收复”，“万里穷荒，何益于事”？湖南巡抚王文韶则认为新疆地位重要，形势严峻，“我师退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与西北，则各国必不致挑衅于东南”，因此主张“全力注重西征”。 

左宗棠坚决主张出兵收复新疆。一方面，他强调“海防、塞防二者并重”；另一方面，又指出出兵新疆是当务之急：“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怕亦未能晏然”。同时又强调：“若新疆不固……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并反复重申：国家领土寸尺不能让人。最后，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做出了出兵收复新疆的决定。同时，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委以筹兵、筹饷，以及指挥西征军的全权。“暂罢西征”之议遂寿终正寝。 

受命之后，左宗棠昼夜筹划，精心准备。准备工作除了集结、训练、部署军队之外，主要是筹粮、筹饷、筹运转。数万大军军粮的筹集乃是大事，左宗棠极为重视，他广辟粮源，四出采购。又指示“嵩武军”在哈密大兴军屯，以谋自给。同时还指示部下处理好“军食”与“民食”的关系，避免竭泽而渔，与民争食。当军事行动开始时，已筹到军粮4000余万斤。 

西北用兵，自然条件恶劣，运输极为困难。满载军需物资的车辆、牲畜经戈壁，涉沙漠，穿峡谷，翻天山，越河流，踏泥沼，艰难险阻，可想而知！当时调集的运输工具计有：大车5000余辆，驴骡5500余头，骆驼29000余头，连作战的士兵也不得不参与运输，除自携武器、装备外，还要背负一部分粮食。 

筹饷是左宗棠最头疼的事。当时清政府财政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不但中央“部藏无余”，地方也“库储告匮”。左宗棠为筹措军饷伤透脑筋，“昼夜焦思，无从设措”，“绕帐彷徨，不知所已”。为摆脱困境，他只好咬牙去借外债。洋人借机敲诈，利息竟高达一分二厘五，超过英、法当时贷款利息的三倍多，利息总数竟超过了借款数的一半，所以《申报》批评此种贷款是“剜肉补疮”、“饮鸩止渴”。左宗棠自己也非常痛心,他给朋友写信说：“夫用兵而至借饷，借饷而议及洋款，仰鼻息于外人，其不兢也，其无耻也，臣之罪也！”但为了使新疆重回祖国怀抱，权衡利弊得失，左宗棠只得忍痛吞下这个苦果。最后，清政府批准他借外债300万两，同时从海关划拨200万两，要求各省、关再凑足300万两，总计1000万两，算是暂时解决了军费难题。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基本战略战术是“先北后南，缓进速战”，即根据敌人重南轻北的部署，首先攻击阿古柏的“软肋”；在战役发动前，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战斗一旦打响就速战速决，决不拖泥带水。同时，左宗棠还强调了收复失地的正义性质：“西征用兵，以复旧疆为义，非有争夺之心”，要求将士“以王土王民为念”，严肃军纪，严禁扰民。此外，又制订了正确的俘虏政策，对被裹胁者“均给以衣粮，纵令各归原部”，使敌军本已不稳的军心更加涣散，加速了阿古柏政权的崩溃。 

南疆收复之后，左宗棠立即着手收复伊犁地区。沙俄当然不肯轻易放弃到手的“肥肉”，它一面强迫清朝使臣崇厚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基亚条约》，一面又集结兵力，调动舰队，进行武力恫吓。面对沙俄的挑战，年近古稀（69岁）的左宗棠老当益壮、大义凛然。他秣马厉兵，拟订了三路出兵收复伊犁的作战计划，同时，又“舆榇出关”，把大营从肃州（今酒泉）迁到前敌的哈密，做好了捐躯沙场的一切准备。不过，清政府却没有与沙俄抗衡到底的决心与勇气，最终与俄国签订了《伊犁条约》。由于谈判代表曾纪泽的外交努力和左宗棠的积极备战，伊犁地区的大部分归回祖国怀抱，但仍有霍尔果斯河以西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异域。此外，清政府还支付了一笔900万卢布的所谓“赔偿费”。 

收复新疆是左宗棠一生的得意之笔，这一壮举不但为全体中国人所赞叹，也得到某些外国有识之士的高度评价。一百多年前，有位叫史密斯的美国人在1890年出版了一部名为《中国人的气质》的书，在评价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役时，曾说：“左宗棠的‘农垦大军’彻底完成了它的使命，其伟绩可以这样评价：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史册上都是最卓著的。” 

左宗棠的朋友和部下杨昌濬也曾赋诗一首，歌颂这一伟业，诗云：“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首诗改造了唐人王之涣《凉州词》里的佳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并赋予了新的意境。西征的清朝大军正是沿着夹道成荫的“左公柳”，把春天带到了边塞，让春风吹到了玉门关外！ 

作者小传 

    杨东梁，1924年生，湖南岳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撰写、出版《左宗棠评传》、《大清福建海军的创建与覆没》等专著十部（部分合著），发表《试论左宗棠收复新疆》、《“海防与塞防之争”浅析》、《略论马尾船政局》等学术论文、文章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