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是一位在农民战争的漩涡中几起几伏的杰出领导人，在斗争的坚定性和百折不挠方面具有可贵的品质，但在驾驭全局方面还显得视野过于狭窄。至于他手下的文臣武将，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顾君恩等人，都被后人说成是“井窥之智”、“瘈（zhì，疯狂）犬之猛”。从他们决策西安为首都，然后进军北京来看，说明这个智囊团在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分析能力上，的确表现得十分有限。 

山海关战后的形势 

大顺军在山海关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农民军领导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完全没有预料到清朝入关作战的可能性。 

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举行即位大典，次日便撤离北京。从五月一日到八日，大顺军在和清军、吴三桂军的一系列交战中屡战屡败，从涿州退至保定，再退至庆都。由于大顺军在畿辅的平原地区已经无法立足，所以经井陉进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关，从此开始了山区作战。而清军由于连续作战，需要巩固占领区的成果，同时人困马乏需要休整，双方的主力因此脱离战场接触。 

此时，最令李自成烦恼的是内部的倒戈和分裂。北京的陷落，对激发明朝官绅反叛具有风向标的意义，他们纷纷捕杀大顺政权刚刚派出的官员，顷刻间，大顺政权即将建成的大厦便在官绅反叛的烈火中焚毁。在这些叛乱中，对农民军政权威胁最大的当属已经窃据高位的前明朝地方实力派。许多大顺军老营将士还蒙在鼓里的时候，便被突然袭击缴了械。这也正说明农民军们普遍对防备外来入侵缺乏经验，对应付内部叛乱缺乏警惕性。这些反叛活动几乎都是在北京陷落后两个月内发生的。 

李自成退到山西后，立刻召集高级官员商议对策。从当时形势看，农民军由于连遭失败，已经处于敌强我弱被动防御的地位。他们的主要作战对象已经不是吴三桂军，开始受到清军和反叛武装的混合进攻。虽然反叛武装的进攻给大顺政权造成了很大麻烦，打乱了军事部署，但是他们进攻的力度并不可怕。在华北，明朝的遗民们虽然倒向清朝，但也属于暂时的，犹豫和观望的风气十分浓厚。在此情况下，哪一方取得一两次决定性意义的重大胜利，哪一方就赢得这些骑墙派的支持。所以李自成的军事部署不应该是战略防御，而应充分利用休整期，重新组织兵力对清军实施进攻。只要能在进攻中获胜，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打掉反叛的气焰，战胜清军也就成为战胜反叛的有效武器。 

关于李岩的建议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自成的谋士李岩提出自请二万人马前往河南，一是将那里发生的叛乱事件平定下去，二是开辟反清的第二战场。但是这个建议不但没能得到李自成的称许，反而引来杀身之祸，随即引发了农民军内部的分裂。明清之际很多重要的史料都记载了李岩在大顺军中的若干活动，似乎证明他在李自成身边有着重要的地位。尤其在北京期间，他慎重地提出了保护明朝皇室等四策，和刘宗敏拶（zā，逼迫）官助饷、牛金星“太平宰相”等的执政策略迥然不同。由于他和牛金星等人有矛盾，因此牛金星在李自成面前进行挑拨和陷害。李岩的被杀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大顺军的悲剧。 

李岩在大顺军中到底任何职务？史书上说他被拜为制将军。清代史学家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认为，李岩是替李自成出谋划策之人。而且从他进京之后的表现来看，的确符合这样一个身份。 

至于李岩的这个建议，在当时的形势来看，不失为是一个积极防御的策略，并且在防御中包含了某些进攻因素和迫使对方分兵的长处。姚雪垠曾对李岩的这个建议给了一个很低的评价。他说：“给李岩两万人马去河南，断不会扭转当时的历史形势。何况，山西很快被清军占领，豫王多铎的大军很快从孟津过河，加上河南地方势力已经纷起而反对大顺军，又很快投降清朝，两万大顺军随李岩（假若确有其人）到河南根本没有机会站立脚跟。”实际上李岩提出建议的时候，正是大顺军在山西暂时得到安稳，而清军退回北京进行休整，有一个多月没有发动军事进攻。姚雪垠所说过的几件事实际上都是在七月到九月之后发生的，而李岩的建议应该早于六月。 

消极防御是李自成战略最大的失误之处 

李自成在山海关之战后固然面临着种种压力，但暂时守稳了山西，是用消极防御还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来固守山西，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此时对大顺军来说，虽然还是处于敌强大我弱小、敌主动我被动、敌进攻我防御的大格局之中，但是李自成应该考虑的不是退回陕西，而是从西北各省迅速征调兵力，强化在山西的军事形势。一方面阻止清军从畿辅地区进攻山西，同时也使之成为进攻清军的滩头堡垒，威胁北京。如果李自成能在山西加强军事力量，在这个基础上，如李岩的建议，派遣一支偏师到农民军力量薄弱的豫东，一旦清军南下试图消灭这支农民军，则山西的军队可以相机出击，威胁北京进行钳制。这样不但可以巩固这块阵地，还牵制了清军对山西的军事压力，对大顺军保卫山西、开辟河南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想立足河南并不容易。河南处于清军、大顺军和南明三大集团的压迫之下，但还都没有进入，地方势力出于安全自保，各派林立，混乱的局势有死灰复燃的迹象。相对来说南明在一开始有一定优势，这是山海关之战失败后，拥明的官绅大肆杀戮农民军派来的官员，在政治上他们是亲南方的。但是南明小朝廷政治腐败内部分裂，根本完成不了统帅河南的重任。而清军由于兵力有限，正在畿南、山东一带巩固自己的地盘，力量还没有发展到黄河以南。所以在李自成退守山西之后，迅速派出一支部队进入河南应是最好的时机。如等清军修整结束，开始新一轮进攻之后，这个时间上的优势就随之丧失了。 

李自成在山西正确的做法是：由他、或者至少是刘宗敏这样能够担当总指挥的将领留在山西，火速从陕西等地调集军队入晋，加强山西防务，这已经是退而求其次的防御措施了。但是情况却相反，他和刘宗敏等高级官员以山西的缙绅富户可能反叛为由，率领主力悉数迁回了陕西。虽然他在山西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军队和不少战将，但他们分兵守山西诸隘，无法协调军事上的统一指挥，既无主力部队，更无机动部队，甚至连一支像样的预备队都没有，完全摆出被动挨打的防御策略。 

当李自成还在太原时，大同的原明朝降将姜瓖开始反叛，杀害了留守的张天琳。晋西北让给清军，山西就这样丧失了第一个阵地。但即便是这样严重的事件似乎都没有能促成李自成必须坚守山西的认识。事实上，农民军越是撤离，反叛活动相应地就越猖獗。大顺军面对危机，李自成不但不加强和巩固在山西的势力，反而在挫败了一些反叛后继续西撤，还分兵开赴到汉中去和农民军的另一支张献忠部作战，军事计划之荒唐真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总体而言，李自成从北京败退到西安前的防御部署过于消极。大顺军既没有分兵进军和夺取河南，也没有固守地形有利的山西，战线收缩太小而放弃又多。由于农民军战士在军事素养上并不及清军，在武器装备等方面也属落后，这就更需要战略上的统揽全局能力和战术上机动灵活。可是这些都被李自成忽略了。 

作者简介 

王冬青，1969年生，陕西西安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中外关系史、军事史。发表论文有：《明朝海禁政策与近代西方国家的第一次对华军事冲突》、《论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的威慑外交战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