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清末新政改革的需要和推动，晚清官员出国游历考察逐渐形成风气，而且出现要求王公大臣出洋的呼声，考察外国政治特别是宪政，也被提上日程。1905—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标志着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的历程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20世纪初，经过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战争，清王朝内外交困，统治摇摇欲坠。1901年1月，慈禧太后被迫宣布要“取外国之长”以“补中国之短”，实行变法新政。同年，张之洞、刘坤一联名所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也明确提出“拟请敕派王公大臣”分赴各国游历。其理由是，“亲贵归国，所任皆重要职事，所识皆在朝之达官，故其传述启发，尤为得力”。1902年以后，逐渐出现官员出洋游历尤其是赴日本考察的热潮，对推动清末新政的进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1905年，由于日俄战争和民族危机加深的影响，要求立宪的舆论日益高涨，驻外公使和地方督抚也纷纷奏请仿效日本及欧美政治，实行君主立宪。清廷决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欧美及日本等国政治，归国报告后再做决策，于是就有了1905—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
这次五大臣出洋的特点是级别高、随员多、目标明确、效果显著。
清廷所派考察政治出使大臣的人选几经变动，最初曾想派贝子载振、军机大臣荣庆、户部尚书张百熙和湖南巡抚端方，后因荣庆、张百熙不愿去，改为军机大臣瞿鸿禨与户部侍郎戴鸿慈。以后又因载振、瞿鸿禨公务在身，不能出洋，改派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徐世昌，不久又追加商部右丞绍英。1905年9月24日，正值使团在北京正阳门车站上车准备出发时，遭革命党人吴樾炸弹袭击。绍英等受伤，徐世昌兼任巡警部尚书也走不了，又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因此，最后真正出洋的五大臣是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李盛铎，全部是高级别的一二品大员。镇国公载泽，姓爱新觉罗，满洲正黄旗人，是嘉庆皇帝第五子惠亲王之孙，其妻与光绪皇后隆裕是姐妹，属近支王公，宗室贵胄，故出洋后常被外国报纸称为“亲王殿下”。他是深得慈禧太后宠信的满族亲贵，出洋前任盛京守陵大臣，回国后不久就升任御前大臣、度支部尚书。户部侍郎戴鸿慈与湖南巡抚端方都曾在慈禧西逃时护驾有功，获慈禧赏识，刚出洋就分别被升为礼部尚书和闽浙总督，回国后端方更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尚其亨是二品布政使，汉军旗人，并与慈禧沾亲。而李盛铎原是慈禧宠臣荣禄之心腹，此时被任命为出使比利时大臣兼考察政治大臣。可见五大臣都是地位显赫之高级官员。 五大臣出洋还选调了大批随员，选拔标准是“必须择其心地纯正见识开通者，方足以分任其事”。随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级别较高、素质较好，不少人后来成为政坛和外交界的风云人物。他们先是奏调了38人名单，实际上后来分两路出发时，仅载泽一路在其日记上提到的随行或先遣人员名单已达54人。戴鸿慈一路，其日记所记同行随员也有48人。随员中包括部分京官，如御史、内阁中书、翰林院编修，各部郎中、员外郎、主事等，还有地方官员，如道员、知府、知县，海陆军官如参将、都司，以及地方督抚派的随员和留学生等，有些是精通外语和外国情况曾经留学欧美、日本的归国留学生。其中包括民国时代当过内阁总理或部长、公使的熊希龄、陆宗舆、章宗祥、施肇基等人，还有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随员们各有分工，分别担任先遣联络、考察、翻译、编撰等任务。
五大臣出洋目标远大，任务明确，调研细致。1905年7月16日，上谕规定目的是“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并要求在国外“随事诹（zōu，商量）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临行之前，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连日召见考察大臣，认真听取了端方演讲《立宪说略》，并让考察大臣带上些宫廷御点路上充饥。光绪帝还面谕军机大臣：考察政治是今天当务之急，务必饬令各考察大臣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误。
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行于1905年12月11日出京，1906年1月16日抵达日本，后经美国赴英国、法国，最后到比利时，7月12日回到上海。戴鸿慈、端方一行于1905年12月7日出京，也先到日本参观，1906年1月23日抵美，后取道英、法，抵德国，然后考察奥地利、俄国、意大利，并游历丹麦、瑞典、挪威、荷兰、瑞士，7月21日回到上海。实际上前者重点是考察日本和英国、法国，后者重点则是考察德国、美国和俄国。
戴鸿慈与端方在出洋途中船上与随员详细讨论和制订了考察方针和计划，立宗旨以考察各国政体、宪法为中心；并作分工，专责任，定体例，勤采访，广搜罗，以图“他山攻玉”，“纲举目张”。
两路考察大臣出洋为时半年左右，前后到了14个国家。每到一国游历结束时，都及时向清政府奏报考察经过和心得，并介绍该国的政治体制和统治得失、经验教训。他们考察虽以政治特别是宪政为中心，但实际调查范围很广，包括议会、政府机关、工厂、银行、学校、警察、图书馆、博物馆、动植物园，以至监狱、浴池等，并请外国政治家、学者讲解宪政原理和各种制度，还大量收集、购买、翻译各类图书、资料。
五大臣出洋收获丰硕，效果显著，推动了预备立宪的决策。1906年回国后，载泽等编辑了书籍67种146册，并将其中30种分别撰写了提要，进呈光绪和慈禧御览。另将购回的400余种外交书籍送交考察政治馆备考。戴鸿慈、端方也带回许多书籍、资料，并赶写出介绍欧美各国政体制度的《欧美政治要义》供朝廷采择。以后又编写了介绍各国政治的源流和概况的《列国政要》133卷。这些书对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各项改革和制度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五大臣出洋所起的最重要作用是推动了清政府预备立宪基本国策的确定。他们一回到北京就直奔颐和园复命，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立即召见他们。前后计召见载泽、戴鸿慈各2次，召见端方3次，尚其亨1次。他们在召见时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及立宪之利”，并一连上了好几份奏折，详加阐述。其中最重要的是载泽的《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为解除慈禧太后对立宪的思想顾虑，着重指出君主立宪有三大利，即“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mǐ，平息）”，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开了一副包医百病的药方，令慈禧读后颇为动容。端方也上了《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洋洋万言，阐述考察欧美各国政治的结论：“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因此，“中国欲国富兵强，除采取立宪政体而外，盖无他术矣！”1906年8月25日，清廷命醇亲王载沣和各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及北洋大臣袁世凯等共同阅看考察大臣的条陈各折并会议讨论。这实际上是决定国策的重臣会议。会上多数人赞同立宪，少数人尚有保留。8月29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召见诸大臣，决定预备立宪。三天之后，即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颁布“仿行立宪”的上谕。
然而，清王朝的腐败专制统治已像一座基础腐烂快要倒塌的房屋一样不可救药了。虽然清政府在预备立宪以后又推出了改革官制、颁布宪法大纲、设立谘（同“咨”）议局和资政院等一系列措施，但1911年后它又倒行逆施——镇压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成立皇族内阁、宣布铁路干线国有等，最终引发了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1912年2月12日，清帝正式宣布退位，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王朝终于寿终正寝。
作者简介
王晓秋，1942年生，江苏海门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中国近代史、晚清史、中日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主要著作有：《近代中日启示录》、《近现代中国的革命》、《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近代中国与世界》、《近代中国与日本》、《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