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后，李鸿章因负战败之责而受到国人的谴责，被朝廷撤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职务。后来，他虽被清廷任命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赴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但已明显受到冷落，一度“养闲京国”。1899年12月，清廷起用李鸿章，外放广东，署理两广总督，为他再次崛起提供了契机。义和团运动兴起后，中国北方的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对此，李鸿章的基本态度是：主张朝廷坚决镇压“拳匪”，保护各国列强的在华利益，维持中外“和好”的局面。1900年6月18日，他在接到清廷“迅速来京”的命令后，知道朝廷让他主持“和议”之事，但他口头上表示“立刻遵旨北上”，实际却抗旨不遵，观望迁延了一个月，到7月17日才迟迟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到上海后，他又拖延了两个月，直到9月15日才由沪乘轮启程北上，于当月18日到达塘沽。其时，慈禧太后已经挟持光绪帝“西狩”出逃多日，京津一带早被八国联军蹂躏成人间地狱。在国事危急、朝廷催促再三的情况下，一贯标榜“公忠体国”的李鸿章为何一拖再拖地迁延三个月之久，迟迟不肯复命呢？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李鸿章接到“北上”的朝命时，北方及朝中局势尚不明朗，义和团运动正处于高潮阶段，慈禧受到守旧派的怂恿，利用团民排外。团民发誓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李鸿章即“二虎”之一，是团民捕杀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赴京，无异于飞蛾投火。为自身安全计，他决定不顾朝廷下诏“严谴”，暂缓“北上”。他在给朝廷的密奏中表达了这一苦衷：“每读诏书，则国是未定，认贼作子，则人心未安。而臣客寄江南，手无一兵一旅，即使奔命朝阙，道途险阻，徒为乱臣贼子作菹醢（zūhǎi，剁成肉酱）之资，是以小作盘桓。”他的这段表白强调了两点：第一、指明朝廷并未确定诚意求和的方针；第二、强调朝中为“乱臣贼子”即自己的政敌所把持，个人安全无保障。这种情况如不改变，他就不能北上复命。在这里，他既有迫使朝廷改变不利于议和的方针的意图，又是在为自家性命打算。 

其次，给朝廷施加压力，迫使慈禧彻底放弃“支持”义和团的政策，回到镇压团民、“睦邻友邦”的轨道上来。李鸿章多次给清廷上奏，强调“但能保住使馆，尚可徐图挽回，否则，大局不堪设想”，要求朝廷实行“先清内匪，再退外兵”的策略。他在7月31日上的一道奏折就把联军入侵归咎为义和团“仇教攻洋”所致，称：“北方起衅，皆由乱兵与土匪合为一气，仇教攻洋，焚杀无忌。”随即提出四条应对办法：一是护送各国公使出京赴津，二是保护在华外国人和传教士，三是“认真剿办”义和团，四是赈济灾民。奏折威胁说：如不照此办理，“而使臣不出，土匪不靖，其兵到齐，遏之不止，宫阙受惊，官民荼毒。且恐一国变其宗旨，各国悍然不顾，祸在眉睫，莫可补救”。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慈禧在西逃途中，即于9月7日匆忙发布“剿匪”上谕：“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直隶地方，义和团蔓延尤甚，李鸿章未到任以前，廷雍责无旁贷，即着该护督督饬地方文武，严行查办，务净根诛。”这道上谕明确了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的方针，正与李鸿章的一贯主张合拍。慈禧对义和团的政策“由抚为剿”，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李鸿章施加的影响无疑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再次，积极参与“东南互保”的策划。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在各国列强的压力下，长江流域及东南各省督抚与列强联手，发起旨在遏阻义和团运动向南蔓延、保证外国人安全及利益的“东南互保”。这一活动的牵线人就是多年追随李鸿章办洋务的买办官僚盛宣怀。李鸿章尽管不是互保活动的发起人，但由于互保宗旨与李鸿章的政见完全一致，以及李在官场中的地位和威望，使他成为这一活动中的核心人物之一。《李文忠公全集》保存了大量李鸿章与盛宣怀、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商讨此事的电稿。清政府于6月21日发布“宣战”上谕后，李即给盛宣怀发去密电，称该上谕为“矫诏”，表示“粤断不奉”，并让盛“将此密电致岘、香二帅（刘坤一字岘庄、张之洞号香涛）”，催促盛加快与各国驻沪领事进行磋商。6月25日，盛宣怀、上海道余联沅同各国领事正式会商，订立《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由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章程订立当日，盛宣怀立即发出《寄粤宁苏鄂皖各帅》密电，告知有关各督抚，列名首位的就是粤督李鸿章。 

其四，打探各国对华政策的动向和底细，为即将进行的“和议”作准备。滞留期间，李鸿章不仅与各国驻华领事保持密切联系，而且与中国驻各国的公使声气相通，往还电报频繁。《李文忠公全集》收录的电稿部分就保存了李氏与各驻外公使互通消息的大量电文。与李通电较多的公使有：驻俄公使杨儒、驻德公使吕海寰、驻英公使罗沣禄、驻美公使伍廷芳、驻法公使裕庚、驻日公使李盛铎、驻朝公使徐寿朋等。李鸿章与英国驻沪总领事司格达等外国公使也多有信函、电文来往。英国政府关于该国“各色人受有丝毫伤害，必将其罪归于北京当权立谋之人”的照会，就是通过李鸿章转交清廷的。 

其五，向朝廷索要更大的权力。清政府调李鸿章“北上”参与“和议”事宜，他原来担任的两广总督一职便由广东巡抚德寿兼署，新的职务因朝局纷更不已而一时未明。这使他大有腰杆不硬的感觉，于是便寻找借口滞留在广州迁延观望。7月8日，清廷终于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使他的名望、地位恢复到中日甲午战前的显赫时期。他这才放心踏实地启程离穗赴沪。来到上海后，他又裹足不前，以“触暑腹泻……元气大伤，夜不成寐，两腿软弱，竟难寸步”为由向朝廷告请病假。当然，这里不排除李鸿章确有年迈多病、行动不便等合理性的原由，但等待清廷授予“全权大臣”的正式任命也是他的谋算所在。8月7日，清廷在接到李鸿章请求赏假继续留沪的奏折之后，立即授他为“全权大臣，与各国外部商办一切”。8月24日，清廷又给了李“便宜行事”的特权，命其“将应办事宜，迅速办理”，表示朝廷“不为遥制”。这样，李鸿章就获得了处理一切与“和议”有关事宜的军政大权，具备了充分的进行“和议”的个人政治资本。后来，清廷出于体制上的考虑，任命庆亲王奕劻同为“和议”全权大臣，名位在李鸿章之上，但奕劻的声望和才能均逊色于李，“凡和议之事，奕劻一以让之鸿章，不敢置一词”。李鸿章遂为清政府与各国“和议”谈判的实际首脑。 

从参加《辛丑条约》签订谈判的准备阶段看，李鸿章采取了实用、利己的态度，为确保个人身家性命的安全，不惜迁延观望、讨价还价、抗旨不遵。他的所谓“公忠体国”不免要大打折扣。对于李鸿章这番表现，当时就有朝官提出批评：“李鸿章奉旨来京，迁延观望，养疴海滨，及闻全权之授，则疾顿瘳（chōu，病愈）矣。”这话可谓一针见血。 

作者简介 

史革新，男，1949年生，山西阳泉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清代思想文化史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晚清理学研究》、《宏观中国史·乱世卷》、《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主编）、《中国文化通史·晚清卷》（主编）等十余部著作，发表论文8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