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影视荧屏与戏剧舞台上，不断以凝重生动的画面再现了清代两江总督于成龙的清正廉明形象，甚为感人。不少观众和读者于是提问历史上是否真有于成龙其人，其生平事迹怎样？康熙何以屡次称其为“天下廉吏第一”？  

根据清史有关史料记载，历史上确有于成龙其人。他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山西永宁县（今离石）人。明崇祯年间，他曾考取过副榜贡生。明清易代后，转仕清廷，于顺治十八年（1661）被任命为广西罗城县知县。由于其为官清廉，忠于职守，政绩昭著，在仕途上屡被提升，曾先后出任四川合州知州，湖北武昌知府，福建按察使、布政使，及直隶巡抚、两江总督等职。康熙二十三年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死后被谥“清端”，有《于清端公政书》留世。 

于成龙终其一生，在各地任职时，都能保持“志行清洁”，“固守清俭”的高尚情操。他关心黎民百姓，“为政宽惠”，造福于民,又嫉恶如仇，铁面无私地“惩贪除霸”。其抱定“驱除贪吏，拯救生民为务”之志，秉公执法，清正廉洁，兴利除弊，政绩斐然。他所处的清初顺治、康熙时期，正值战乱频仍、百废待兴之际，尤须发展生产，与民休息，减轻百姓负担。于成龙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勇于任事，廉洁奉公，深受各地百姓爱戴，与那些贪赃枉法、贿赂公行、朋比结纳的贪官污吏形成鲜明对照。 

居官清廉的于成龙，不仅深受广大士民的爱戴，也一再受到康熙皇帝的肯定与表彰。康熙二十年，在其任直隶巡抚时，康熙就曾称赞他是“清官第一”。康熙二十三年，其病逝不久，康熙于同年南巡时，在“征访吏治，博采舆论”，对各级官吏进行考察的过程中，再次称赞说：“原任江南、江西总督于成龙，操守端严，始终如一”，其“居官清正，实为天下廉吏第一”。 

在清初官场上,请托和馈送是各级官吏之间朋比结纳、狼狈为奸的常见手段，且此种恶风邪气十分盛行。大小官员为求得庇护升迁，费尽心机，巧立名目，每每借名冬夏时令、端阳中秋佳节，或是上司的寿诞婚丧，争相攀附馈送，且形成逐级上送之惯例。各州、县官馈送督抚提镇司道，而督抚提镇司道又送中央各部院大臣。上下间辗转因袭，几成定规。一些督抚大臣竟明文规定，某州、县属上等，某州、县属中、下等，依次派定数目，按数收受，而且馈礼数额甚巨。如康熙时的大学士徐乾学，因发放其学生李国良为江苏按察使，李为叩谢“师恩提携”，竟一次馈银一万两，还另送“节礼四百两，生日礼一千两”。在这种风气下，“大吏盘剥卑官，卑官虐害军民”，最后受害的仍是下层百姓。因而，当时就有人指出：“今百姓大害，莫甚于贪官蠹吏”。 

有鉴于此，于成龙对于官吏之间结纳馈送的陈规陋习，深恶痛绝，坚决反对。他每到任所，均采取各种措施，明令杜绝。康熙十九年，他由福建布政使升任直隶巡抚，到任后即告诫各州县，且勿在征收百姓钱粮时私加火耗，馈送上官。但大名知县，却不听劝戒，仍因循陋规，向他“呈送中秋节礼”。于成龙不仅严词拒收，而且为此特发了《严禁馈送檄》，公开通报了大名县知县的所作所为。同时，于成龙还以此为例，转申所属官吏，“嗣后，凡遇重阳、冬至、元宵等节，并过路送礼各衙门，概行禁止，如有私相馈献，查出并行题参，决不宽姑”。康熙二十年，于成龙升任两江总督，仍一如既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兴利除弊条约》，严禁馈送风。《条约》中说：“本部院访得两江官员，自上而下无不递相馈送，视地方大小区别等差，盈千累万，目为旧规。”他还指出，在此种恶劣风气下，上司对所属官员，不论“官评之贤否，吏治之勤拙”，但“凭馈送之多寡，决定升迁贬黜”。而馈送之钱财由何而来呢？于成龙一针见血地指出：“此等馈送，不出于钱粮之加征火耗（按：指在正赋之外，私加之征派），则出于词讼之贪取赃私”，实际上完全是“以小民之膏血，供多官之结纳”。为此，他严正宣布：自己一定“清介自持，绝不受属员一毫馈送。” 

于成龙对自己发布的各种告示檄文，都躬行实践，对于各种形式的馈送，一概严拒。顺治十八年，当他首任广西罗城知县时，由于罗城地处边陲，经济文化甚为落后，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他刚上任时，甚至“寄居关夫子庙，安床周仓背后”。县衙也只设在“茅屋三间，四周皆无墙壁”的环境中。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他自得其乐，勤于政事，注意恢复地方秩序，劝导百姓发展生产，“宽徭役，疏鹾引，建学宫，创设养济院”，逐渐使罗城地区经济复苏，群众的生活日趋好转。同时，他也与当地群众建立了密切关系。当地百姓看到于成龙的生活仍然十分清苦，便向他馈赠些油盐柴米，而于成龙则笑谢曰：“我一人在此，何须如许物，可持归，奉汝父母。” 

最难能可贵的是于成龙的清廉本色，始终如一。康熙十八年，于成龙由武昌知府升任福建按察使，旋改任布政使，相继管理全省的司法、财政与民政。这在某些人看来，都是捞取钱财的肥缺。然而于成龙却仍一尘不染。他在藩司大堂上，张贴了对联：“累万盈千，尽是朝廷正赋，倘有侵欺，谁替你披枷带锁；一丝半粒，无非百姓脂膏，不加珍惜，怎晓得男盗女娼”。福建因地处沿海，自唐宋以来，便与国外通商贸易，于成龙所在的布政使衙门自然经常与外国使团与商船接触，而且每逢“外番贡船，或有所献”，于成龙照样“屏斥不受”。那些外国人都竖起大拇指对译使交口称赞说：“天朝洪福，我侪实未见有此清官也。” 

馈送和请托是互相联系的，一些官员之所以钻营馈送，目的在于钻空子，拉关系，请托营私，升官发财。于成龙对于来自上下左右的请托，都一概拒绝，“虽王公大人也不为少贬”。有时其“宾客故人”来访，他虽热情接待，但是“一语涉私”，即“正色斥诸”。当时，有些州县乡绅，想托于成龙办事，但私函不便直达，便私自假借官封文书，贿通门衙，请为投递。于成龙一旦察觉后，便晓谕吏属：“此后，凡有官封文书，只许封口投递，如有请托私事，可当即开封原书退回。”  

身为封疆大吏的于成龙，之所以能以身作则，严拒馈赠请托，做到廉洁清正，与他的人生观相关，他在生活上从无过高奢望，一向“自奉简陋，日惟以粗粝疏食自给”。因此，江南人给他起了外号为“于青菜”，以示景仰。由于他恶衣疏食，从不改前操，跟随他的仆从常为此而发牢骚，于成龙却开导他们说：“前在粤蜀，民物凋残，持廉甚易，今日正须试此。”也就是说，越是在优裕的物质环境中，越是要经得起考验。 

于成龙在几十年的仕途生涯中，从荒凉凄苦的边疆知县，到物质丰盈的沿海任主管财政的大吏，或者是做大权在握的两江总督，他都能勤于职守，严于律己，秉公执法，关爱黎民，以致于政绩昭著,赢得任职当地百姓的好评。早年，当他由广西罗城知县升任四川合州知府时，罗城县的百姓便“遮道呼号，公今去，我侪无天矣”！并追送数百里，哭而返。康熙二十三年（1684），当其病逝于两江总督任所时，当时江宁（今南京）的“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哭罢市。”甚至在其出殡的当天，出现了“江宁守及门下诸生合士民数万人步行二十里外，伏地哭，江涛声殆不闻”的动人情景。这说明，无论是在任何时代，凡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做出了有益事业的人，国家和人民是感念他们的，也绝不会忘记他们的。 

作者简介 

王俊义，1937年生，河南封丘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原所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总编辑，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清代学术思想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清代学术与文化》（合著）、《清代学术与文化史论》（合著）、《清代学术研讨录》，并主编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等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