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长期的战乱使社会经济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河北、山东和长江流域、两广地区，甚至号称膏腴之地的四川，人口锐减，耕地荒芜，民不聊生。康熙帝亲政后，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重要地位，关心农事，奖励稼穑，兴修水利，减免徭役和赋税。康熙九年（1670）颁布了“圣谕十六条”，其中第一条至第三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穆”，“和乡党以息争讼”，是为了建立一个安定和睦的社会；第四条和第五条，“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借财用”，是为了建立一个丰衣足食又勤俭节约的社会。可见其用心深广，思虑周详。

康熙帝注意吸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的经验，以休养生息、推动残破的社会经济复苏。他认为，“务本足国，首治农桑”，“民为邦本，必使家给人足，安生乐业，方可称太平之治”。他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自称“自幼喜观稼穑”，对春耕夏锄、秋收冬藏怀有极大的兴趣。他喜欢读书，经常巡行四方，接触面广，因而知识丰富，熟悉全国各地的地形、气象、农事活动等情况。他对农业与江河水利的关系，农作物生长与南北土壤、节气的关系，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对我国主要农作物水稻、小麦、谷子、高粱、油菜以及各地土特产，如新疆的瓜果等也都熟知。他在宫中丰泽园旁治田数畦，种植水稻，在田旁植桑树、盖蚕舍，经过三十多年的试验，培育出一年两熟的“御稻种”，这些事迹已经成为历史佳话。

康熙关心农事，也十分关心农业气象，注意天时的变化和水、旱、风、雹、虫等自然灾害的防治。他命令各地官员和苏州、江宁织造每月奏报晴雨录和粮价单，力图全面准确地掌握各省农业气象和粮价等情况，及时考虑对策。江浙两省财富甲天下，是全国赋税的中心，时任苏州织造兼两淮盐课监察御史的李煦（xù），在康熙三十二年至六十一年任内的奏折，保存下来的有四百余件。这些奏折大都有康熙的批语（即“朱批”），从中可以看出他非常注意江南雨水、粮价、收成等情况。

到康熙中期后，重农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田亩增加，人口增长，仓有余粮，库有余银，社会财富增长，为清王朝的强盛奠定了物质基础。康熙不愧为有清一代杰出的君主。

被清史开拓者、史学家孟森先生称为“英明勤奋”之君的雍正皇帝即位后，强调“为治之道，要在务实，不尚虚名”。他重视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首重农业，说：“我国家修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数，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兼收倍获，欲家室宁止，必不可得。”他继续执行前朝行之有效的政策，如奖励垦荒，修治河道等，还采取许多新的措施，发展农业生产，繁荣社会经济。

雍正认为，“农为天下之本务”，农民辛苦劳作，给人提供粮食，给国家缴纳赋税，在士、农、工、贾四民之中，除了士，“农为最贵”。雍正二年（1724）二月，命各州县每年从各乡遴（lín 选拔）选一两位勤劳俭朴又清白无过的老农，授予八品顶戴。这一制度，意在树楷模，奖励稼穑。雍正七年（1729）命将一年一选改为三年一选。

在整顿和减轻赋税方面，康熙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宣布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数为基准征收丁粮，以后不论增添多少人丁，不再增税。这对于后世不断增加的人丁来说，减少了丁银的负担，有利于劳动力的繁衍。雍正即位后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实行“摊丁入地”，将丁银均摊地粮之内，按人们占有土地的数量征收田赋，“于穷民有益，而于缙绅富户不便”，因此被称为是“损富益贫利国”的政策，也是中国赋税制度史上一次重大的改革。

雍正驭下极严，他谆谆告诫各地官员要关心农业生产，要了解天时节气、土地肥瘠，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热情。官员要“存重农课稼之心”，使农民“无苟安怠惰之习”。他反对上报垦荒数字弄虚作假，一经发觉，立即严惩。他提倡农业要多种经营，以粮食为主，“不可种植五谷之处，则不妨种他物以取利”。他命州县官劝谕农民在村旁种植枣树栗树，在河堤植柳，池塘种菱藕养鱼，适合种桑麻的地区，更要重视栽植。北方农民不懂得种水田，他命招募江南、浙江的老农前来传授，所需水田农具和兴修水利所需的工具，延请江浙工匠制造，并命直隶工匠跟从学习，以便把技术传承下来。

雍正二年五月，江宁织造曹頫（fǔ）奏报江南蝗灾情形，并报米价，述及“今年闰四月间，蝗蝻生发，幸在二麦登收之时，不能为害。今自五月初一日至初五日，连得大雨，淋漓霑沛，蝗蝻殭灭大半。”雍正不以为然，朱批：“蝗蝻闻得还有，地方官为什么不下力扑灭？二麦虽收，秋禾更要紧。据实奏，凡事有一点欺隐作用，是你自己寻罪，不与朕相干。”雍正五年初，湖南巡抚布兰泰奏事时未报告雨水，雍正朱批指责：“此当青黄不接之际，朕待报湖南雨水情形，现特使人来奏，何雨水粮价竟无一语及之？汝任地方之责，试想宁有大于此事乎？”为了保障杭嘉湖三府的民田水利，阻止海潮侵袭，雍正不惜巨资修筑浙江、江南海塘，这也是受到后世赞颂的一项利民工程。

乾隆帝即位时宣称：“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又说，“朕与皇祖皇考之心，原无丝毫间别”。他以年轻皇帝的勤奋和进取精神，对乃祖乃父的各项政策措施有所调整，或进一步完善，或部分取消、改变，但治国方针仍与其祖其父一样，关心农业，重视粮食生产。他多次减免各种农业税，在即位诏书中宣布：“各省民欠钱粮，系十年以上者，著户部查明候旨豁免。”继而又宣布“将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钱粮实欠在民者，一并宽免”。仿效康熙之例，以后又多次普免钱粮，散财于民。同时还取消了一些不合理的商业税收和其他杂税。他也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动用国库继续修建浙江海塘工程、永定河水利工程，疏浚黄河河道工程及浙江杭州、湖州水利等。

当时，各地出家的僧道甚多，良莠不齐，一度影响社会的稳定。乾隆元年（1736）四月，上谕称：“夫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多一僧道，即少一农民。乃若辈不惟不耕而食，且食必精粮，不惟不织而衣，且衣必细美。室庐器用，玩好百物，争取华靡。计上农夫三人，肉袒深耕，尚不足以给僧道一人，不亦悖乎？”乾隆命礼部制定清理僧道之法，严厉取缔依附寺庙为生、饮酒食肉甚至娶妻的伪和尚，又规定妇女年过四十方准出家。这些规定，一度限制了僧道的泛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乾隆注意提高耕作技术，他比较南北方耕作技术的差异，认为北方耕作粗放，南方精细，命地方官劝导百姓要深耕细作，或延请老农传授。当时贵州等地桑树不少，但百姓不知蚕丝之利。乾隆责成地方官员雇募别的省份饲蚕缫丝之人设局教习。他还禁止宰杀耕牛，指出：“牛为农事之本，民赖以生，愚民妄肆屠宰，价钱低于羊豕，悖莫甚焉。”

康熙、雍正、乾隆能如此关心农业和天时气象，关心黎民生计，反映了他们的政治抱负。康熙说：“朕御极四十年，维冀天下黎庶尽获安全，边疆无事。”这三位君主锐意追求“天下大安，生民乐业”，也确实取得了丰功伟绩，迎来了清王朝的全盛时期，创造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又一个盛世——康乾盛世。

作者简介

左步青，1927年生，江苏淮阴人。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发表《乾隆初政》、《乾隆焚书》、《乾隆南巡》、《乾隆镇压王伦起义后的防民措施》等论文，主编《清代皇帝传略》、《康雍乾三帝评议》，标点《国朝宫史》、《续国朝宫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