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近百年前，上海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金融危机，将全国卷入恐慌之中。1910年7月21日，上海的正元、兆康、谦余三家大钱庄同时倒闭，亏欠其他钱庄和银行款项700万两，上海市面猛烈震荡，形成恐慌的第一道冲击波。同年10月8日，中国最大的银号上海源丰润倒闭，累及各地17家分号，恐慌波及全国，形成恐慌的第二次冲击。1911年3月21日，著名的票号上海义善源倒闭，牵连外埠分号23家，形成第三波冲击，恐慌达到极点。这场金融风潮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为百余年来所罕见。受金融恐慌的冲击，破产的商号和企业不计其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1903年以来连续6年的上升势头被打断，大萧条延续了数年之久。 

这场恐慌被称作“橡胶风潮”，它的直接原因是上海商界和金融界参与了国际资本的橡胶投机活动。当时上海人把橡胶叫作橡皮，所以习惯上又称为“橡皮股票风潮”。 

20世纪初，由于交通事业的飞速发展，造成橡胶资源紧缺，价格暴涨。1908年伦敦市场橡胶每磅售价2先令，1909年底涨至每磅10先令，1910年春达到最高点12先令，国际资本大量转向了橡胶资源的开发。南洋群岛是各国投资的重点地区，到1910年初，为开发南洋橡胶资源而成立的公司达到122家。在伦敦金融市场，橡胶股票最快的销售速度是，100万英镑的股票在半小时之内销售一空，国际橡胶投资已接近疯狂。 

中国最大的资本市场上海被深深地卷入了这场国际资本橡胶投机活动。据《泰晤士报》估计，在开发南洋的122家橡胶公司中，至少有40家公司开设在上海，大多由上海的洋行经办并代售股票，并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开户，40家公司的资本总额2500万两。当时，很多上海人连橡胶是一种什么东西都没有弄明白，仅凭道听途说，就疯狂抢购橡胶公司的股票，惟恐落于人后，失去暴富机遇。在从众心理驱动下，到1910年4月，仅仅几个月时间，40家公司的2500万两股票已经销售一空，经过炒买炒卖，股票价格轮番上涨。一家叫做“地傍橡树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开盘价格，1910年2月19日每股仅25两，4月6日就上涨至50两，一个半月上涨了一倍。 

1910年6月，国际橡胶投机活动盛极而衰，世界金融中心伦敦橡胶股票行情暴跌，上海股票交易所的橡胶股票立即停止交易。在此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橡胶股票成了无人问津的股票品种。直到1911年春才恢复交易，但此时只有卖盘，没有买盘。1911年7月，买盘开始出现。据上海股票交易所的通告，6月29日橡皮股票的卖盘开价每股5两，7月6日的买盘报价每股4两，与一年前炒买炒卖的价格有天壤之别。 

总计1909年到1910年之间，上海各界购买橡胶股票动用的资金达到4000万两，投机规模之大可以想见。参与投机的重要力量，是上海的各大钱庄。以此为导线，正元、兆康、谦余三家钱庄同时倒闭，受牵连而倒闭的钱庄总共达到9家，这是橡胶风潮的初起，以后源丰润、义善源的倒闭则是恐慌的形成。 

在晚清，中国最主要的金融机构是钱庄，此外还有票号和银号，它们都是传统的金融机构，但汇划、放款等主要业务，已经与中外贸易和工业等新经济行业发生密切的联系，成为中国新式金融业的主要力量；其势力之大，对金融市场影响之巨，远远超过刚刚兴起的银行业。倘若没有钱庄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的失败对于上海众多商民而言只是赔损钱财而已，不至于爆发一场金融大恐慌。 

钱庄介入橡胶股票投机主要通过两种形式：一是直接参与股票买卖。二是以贷款方式介入橡胶股票投机，这是一种更为普遍的形式。上海许多钱庄并没有直接参与股票投机，而是处于股票的卖方（外国洋行）和买方（上海商人和市民）的中介地位。由于橡胶股票炙手可热，许多人倾其所有犹嫌资金不足，纷纷向钱庄举贷。钱庄的大举介入，增强了橡胶股票投机活动中的资金运用，扩大了投机的规模。虽说很多钱庄没有直接抢购股票，但发挥了金融机构对市场的融资作用，危害也就更大。 

不管钱庄是以哪一种方式介入股票买卖的，上海的大多数钱庄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了投机。统计资料显示，1910年上海钱庄共有91家，在橡胶股票风潮冲击下倒闭歇业的达到48家，占总数的53%，亏欠款总额1933万两。而清末，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长期维持在8000万两左右。上海钱庄介入投机程度之深，令人触目惊心。 

不过，当风潮初起之时，人们还没有方寸大乱，因为这时上海银钱业的巨擘源丰润、义善源还挺得住；而只要源丰润、义善源不倒，上海市面就乱不到哪儿去，更不会引起全国大乱。源丰润是一家银号，义善源是一家票号，历来领袖上海银钱业，实力不在大清银行（清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之下。由于同业之间生死与共，利害相关，每逢市面不稳，源丰润、义善源都会竭力救市，成为上海乃至中国银钱业的擎天之柱；同样，官府也会调剂款项，增强这两大机构的力量，以稳定市面。所以，7月的风潮发生后，上海道台蔡乃煌采取的最重要应急措施，就是向外国银行借款350万两，其中的140万两代正元集团归还欠款，其余210万两存放于源丰润、义善源，以稳定这两大金融机构。这样，在风潮发生2个月后，上海市面渐趋平静，危机虽然没有过去，但只是潜流涌动，未现惊涛骇浪。 

恰在这时，即当年9月，大恐慌爆发了。风起于青萍之末，全国的大恐慌居然是由一件不大的事情引发的。 

1910年9月，清政府按照惯例要上海方面从源丰润、义善源等庄号提取190万两“沪关库款”，用以支付当年的到期的“庚子赔款”。“沪关库款”是属于国库性质的上海海关的税款，历来由上海道台经手，存放于信誉卓著的源丰润、义善源，以备中央财政不时之需。9月度支部（财政部）欲提“沪关库款”，时距正元等钱庄倒闭仅2个月 ，上海道台蔡乃煌上奏朝廷，请求暂不从源丰润等钱庄中提取这笔巨款，改由大清银行拨银200万两垫付“庚子赔款”。当时市面未稳，源丰润、义善源虽然实力雄厚，在猛烈的金融风暴中不能独善其身，在某种意义上，大金融机构承受的压力也更大。但清政府所关心的只是能不能如期交付“庚子赔款”，这是1901年它与八国联军签定城下之盟的主要条款，认为如期交付“庚子赔款”事关国家信誉，而金融风潮只是上海一隅之事。因之，军机处对蔡乃煌不愿提取源丰润存款十分不满。按照奏折的性质，蔡乃煌的奏折交度支部处理。度支部侍郎（副部长）陈邦瑞与蔡乃煌素有嫌隙，指使江苏巡抚（当时上海归江苏管辖）参奏蔡乃煌，说他妄称市面恐慌，恫吓政府，不顾朝廷颜面，拖付“庚款”。罪名如此之重，蔡乃煌当即革职。 

蔡乃煌革职后，一度申辩，但遭军机处斥责，羞愤之下，一举从源丰润等钱庄提回款项200多万两以交还政府，源丰润当即倒闭。对此，洞悉内情者说：蔡乃煌火急追讨官款，逼倒源丰润，是愤恨于军机大臣斥责他“以上海市面恫吓政府”，故特为此举，使市面动摇，还政府以颜色，“以（证）实其前致电部中‘维持市面’之说”。上海恐慌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清政府对上海金融危机的懵懂无知，一再下达昏庸指令，以及地方官不顾大局斗气泄愤所致。重大的历史事件追究到底，竟然与一些细枝末节之事相关，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源丰润的倒闭，带倒了9家银号和钱庄，造成30家钱庄歇业，恐慌爆发了。继源丰润之后，义善源不能独存也告倒闭。源丰润、义善源分号遍布全国，往来庄号不可胜数，它们的倒闭，致使北至营口、北京，南至广州，西至重庆，全国各大商业工业城市陷入一片恐慌之中，随之而来的全国经济萧条也就在所难免了。 

作者简介 

闵杰，1949年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论文《戊戌学会考》，获中国史学会第一届优秀论文奖，《论清末彩票》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