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原名热河。避暑山庄肇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原名热河行宫，是清帝由京师去木兰（今围场县）行围，举行“秋狝（xiǎn，古代指秋天打猎）大典”，沿途所建众多行宫之一。康熙五十年（1711），宫殿区完工后，康熙帝写了《避暑山庄记》，初名热河行宫，后更名避暑山庄。雍正十一年（1733），热河改称承德，同年设州。雍正皇帝之所以改热河为承德，是因为避暑山庄是其皇父康熙帝所兴建，“承德”意为承袭祖宗恩德，永志不忘。乾隆四十三年（1778），承德升为承德府。乾隆时，避暑山庄大规模扩建，前后历经八十余年才最后建成。它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山庄一般是指山间建筑，不饰文采，野趣横生，不尚威严壮丽。皇家园林有宫有苑，宫是处理政务之处，苑则是宴憩之地。避暑山庄的命名，表明山庄主人既要勤政，又要追求山水野趣、消夏清暑的享受。
康熙帝自康熙四十二年后、乾隆帝自乾隆六年（1741）起，几乎年年都去避暑山庄，一般四、五月出古北口，九、十月回京，军机处、内阁、各部院、司、寺等官员扈从行在。清帝在山庄处理政务，尤其关注蒙古等少数民族事务。在康乾时期，避暑山庄成为清朝第二个政治中心。
清制：蒙古各部王公分“年班”与“围班”，定期朝见皇帝。“年班”是已经出过痘的蒙古王公（称为熟身），每年轮班进京朝见皇帝。“围班”是未出过痘的蒙古王公（称为生身），因口内炎热，不能进京，每年轮班至木兰围场行围，然后到避暑山庄觐（jìn，朝见）见皇帝。乾隆时从猎行围的蒙古王公有内蒙古49旗，喀尔喀四部（外蒙古）、厄鲁特蒙古（新疆），以及青海各扎萨克，总共不下百余旗，“实史册所未见”。乾隆有诗《御营行》以记其盛况云：“万幕拱皇城，千山绕御营，皇家修武备，藩部输忠诚。”此外，前来避暑山庄觐见皇帝的还有藏族、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柯尔克孜族），台湾原住民（高山族）。兹就高山族来承德为乾隆贺寿的情形约略述之：
乾隆五十三年（1788），台湾阿里山等高山族各社首领34人，前来北京觐见皇帝，随同年班众部，共入筵宴，受到清廷隆重款待，倍加感奋。他们回台湾后“交相荣幸”，于是未能进京的首领都请求轮流进京。乾隆五十五年（1790），是乾隆皇帝八十寿辰，在避暑山庄举行盛大庆典。高山族头目怀目怀、乌达老域等十二人，前来祝寿，乾隆帝十分重视，命福建巡抚徐嗣曾亲自率各首领驰赴避暑山庄，沿途妥为照料，赶在乾隆生日之前抵达热河。七月十三日，怀目怀等“叩觐于避暑山庄，仍入京称庆如礼”。乾隆命绘制成图载入史册。高山族首领赴热河、北京祝贺乾隆寿辰记载于《皇清职贡图》。史册明文记载，高山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各族头人聚首避暑山庄，朝见皇帝，为皇帝祝寿，“共输忠诚”，清帝给予大量赏赐，同与筵宴，在山庄万树园观火戏等各种娱乐活动，各族首领济济一堂。乾隆十九年（1754）避暑山庄丽正门进行改建，其匾额用满、蒙、汉、维、藏五种文字题写（今仍存），乾隆帝说，这是“以昭国家一统同文之盛”。
避暑山庄表明“国家一统同文之盛”。分布在其东面、北面，有如众星拱月的外八庙，更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清代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见证。
乾隆二十年（1755），清政府平定新疆准噶尔汗达瓦齐之后，乾隆皇帝令建普宁寺（大佛寺）。他在《普宁寺碑文》中说：“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平定准噶尔，冬十月，大宴赉（lài，赏赐）四卫拉特部落旧附新归之众于避暑山庄，曰绰罗斯（即准噶尔）、曰都尔伯特、曰辉特、曰和硕特。四族台吉，各封以王、贝勒、贝子、公……至是而内外一家，遐迩同风之言允符。”在实现国家统一之后，为了“以一众志”，加强团结，建普宁寺于山庄的北麓。此庙是仿西藏三摩耶庙的式样修建的。
乾隆二十九年（1764），仿照新疆伊犁河北著名的固尔扎都纲（伊犁庙）的旧制修建了安远庙。乾隆帝叙述此庙修建的缘起，是因为平定达瓦齐之后，阿睦尔撒纳叛乱时，“庙乃毁废”，“因思山庄为秋蒐（同“搜”）肆觐之所”，每年蒙古王公络绎鳞集，更为了迁居热河的准噶尔达什达瓦部人的顶礼膜拜，故而修建此庙。
乾隆三十一年（1766），又兴建了普乐寺。此庙的兴修，是在先后平定达瓦齐、阿睦尔撒纳后，而曾经助阿睦尔撒纳叛乱的小和卓霍集占与其兄大和卓波罗尼都，又于南疆称兵反清，清廷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统一全疆，于是葱岭以西“举踵来王”，巴达克山、浩罕、安集延、左右哈萨克纷纷“遣使来庭”。国家大一统完成，属国来庭，“康乾盛世”发展到全盛。布鲁特（柯尔克孜）、哈萨克等各族首领纷纷来到避暑山庄谒见皇帝，为了尊重他们的信仰，俾（bǐ，使）便在承德期间能有瞻仰之所，故建普乐寺。乾隆帝在《普乐寺碑记》中写道：“乾隆乙亥（二十年），西陲大功告成，卫特拉各部长来会时事，尝肖西域三摩耶，建普宁寺。嗣是达什达瓦属人内徙……仿伊犁固尔扎都纲庙曰安远。”如今“新附之都尔伯特，及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觐见以来者，摩肩接踵，“亦宜以遂其仰瞻，兴其肃慕，俾满所欲，无二心焉”。故普乐寺是尊重新疆西域各族的信仰而建。
普宁、安远、普乐三寺之命名，乾隆有深意在焉。他说：“自西人（指新疆少数民族）之濒于涂炭……朕则为之求宁焉。”既宁之后，“朕则为之计安焉。既宁且安，其乐在斯”。因此，乾隆说三寺先后建成并以“普宁”、“安远”、“普乐”命名，是因完成国家统一而自慰自勉。
乾隆三十五年（1770），是乾隆帝六十诞辰，先期动工仿达赖所居西藏布达拉宫营造规模宏大的普陀宗乘之庙（普陀宗乘是藏语布达拉之汉译），以便内外蒙古、青海、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王公部长，来承德为其贺寿时，“胪欢祝嘏（gǔ，福）”。乾隆四十五年（1780），班禅六世来承德为乾隆七十岁祝寿，又仿班禅在后藏所居扎什伦布寺修建须弥福寿之庙（班禅行宫）。此二庙规制宏伟，鎏金瓦顶，金碧辉煌。乾隆帝说：“盖中外黄教（藏传佛教）总司以此二人（达赖与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不可不保护之。”而普陀宗乘之庙（小布达拉宫）、须弥福寿之庙（班禅行宫）便是达赖与班禅在承德常驻的象征。乾隆之深意是以神道设教，俾使藩服皈依。清廷对蒙藏实行“因其教，不易其俗”的政策，因而有承德寺庙群的陆续兴建。
普陀宗乘之庙落成时，适值我国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由俄国伏尔加河重返祖国。土尔扈特部在明末迁徙到伏尔加河，在流落异域约一个半世纪后，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终于回到祖国。土尔扈特蒙古为了返回祖国，不惜蒙受巨大的牺牲，行程万余里，不断与追袭、堵截的俄国军队战斗，用马刀开辟回归之路，伤亡、疾病、饥饿，使大量土尔扈特人死于回归祖国的途中。由伏尔加河起程时的三万三千多户，近十七万人，“其至伊犁者，仅以半计”。回到伊犁的土尔扈特部众，也是衣衫褴褛，鞋靴俱失，牲畜全无。清政府立即调集数以万计的毡庐、马牛羊、布匹、米麦、茶、棉花等物资救济。
乾隆在承德接见了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等。渥巴锡等随同前往普陀宗乘之庙瞻礼，与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举行盛大法会。乾隆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巨型石碑，至今仍矗立在普陀宗乘之庙内。
历史创造文物，文物反映历史。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清代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见证。
作者简介
王思治，1929年生，四川省自贡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清史论稿》、《清代通史·康熙卷》、《康熙大帝》、《康熙事典》、《避暑山庄与外八庙》、《清代人物传稿》上编1、3、5、8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