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80年代，清政府陆续向国外派遣驻外公使和外交官。第一位是1875年任命、1877年正式到伦敦上任的驻英公使郭嵩焘，以后又派出了驻美国、日本、法国、德国、俄国等国的公使。1885年，有一位御史谢祖源上奏，批评以往出使人员大多非科举正途出身，素质较差，对外国调查研究也不够，建议选拔一批文化修养较高的中央各部官员出国游历，可为国家培养外交和洋务人才。此奏得到皇帝重视，命总理衙门议奏和实施。由此引出了1887年清政府派遣一批海外游历使集体出洋、周游世界之举。在蒲安臣使团出洋二十年之后，这批晚清官员的集体出洋，又跨出了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新的一步，至少打破了好几项历史记录。
首先，这次出使的全部是中国官员，清政府破天荒地第一次为中央各部保举出国的官员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选拔考试。这次考试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科举考试，考试由总理衙门主持，在同文馆举行。考试内容不考四书五经和八股诗文，而只作关于边防、史地、外交、洋务方面的策论。考试于1887年6月12—13日举行，由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等亲自出题、监考、阅卷。吏、户、礼、刑、兵、工六部共保送了76名官员，实际应考者54人，经笔试初步录取28人。第一名是兵部郎中傅云龙，其试卷《记明代以来与西洋交涉大略》还被刊登在1887年10月28日《申报》的头版头条。初试录取之28名官员又经总理衙门大臣面试，“观其器识”，然后再向皇帝引见。最后由光绪皇帝亲自用朱笔圈定傅云龙等12人为钦定海外游历使。如果对这些人作个数量分析的话，可发现以下特点：他们都是科举正途出身，其中进士9名、监生3名；都是中央六部五六品中级官员（如五品郎中、员外郎，六品主事），而且基本上都是候补官员；籍贯以江浙籍居多，年龄大多三四十岁。 其次，清政府同时派遣12名海外游历使，分赴亚洲、欧洲、南北美洲的二三十个国家，进行为期两年的游历考察，最远到达南美洲的智利和加勒比海古巴等国，其路程之远及所到国家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总理衙门把12名海外游历使及其随员、译员，分成5个组，分别派赴亚洲、欧洲、南北美洲，指定重点游历的国家已有美、英、法、日等21个国家。而实际上根据游历使们的报告和游记，他们所到的国家已大大超过这个数字。举傅云龙一组为例，他们先到日本考察6个月后，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又乘火车横穿美国。然后到加拿大游历，回到美国，又乘船赴古巴考察。然后经加勒比海的海地、多米尼加和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巴拿马、厄瓜多尔，到秘鲁游历。又绕道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到达巴西游历，然后经西印度群岛回到美国作第三次考察，再乘火车横贯美国东西部到旧金山，乘船再次横渡太平洋到日本又作5个月考察才坐船回到上海。傅云龙一行此次游历自1887年9月2日从北京启程，到1889年11月20日回到北京销差，共26个月770天，总行程60422公里，重点游历6国，顺途考察5国，往返共经14国。不少地方如美洲南端麦哲伦海峡，恐怕是中国官员第一次经过的。而当年蒲安臣使团只到了欧美11国，在美洲仅访问了美国。另一组洪勋等人从上海出发，乘德国商船赴意大利。途中曾停泊香港、新加坡和锡兰的科伦坡，经印度洋、阿拉伯海至亚丁，渡红海、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在游历了意大利之后，经奥地利至德国首都柏林，再北行游历瑞典、挪威，然后经丹麦、德国到比利时，再至法国首都巴黎，然后渡英吉利海峡到英国首都伦敦。以后又游历了西班牙、葡萄牙，再从里斯本乘船到意大利，最后仍乘德国商船回中国，总计行程超过十万里。这些海外游历使们在所到各国进行了不少外交礼仪及文化交流活动，会见了不少国家总统、国王和部长，加强了中外联系和友谊。他们还进行了大量参观访问和调查考察活动，涉及政府机关、军事设施、工厂矿山、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动植物园等等。
最后，这次游历考察所取得的对外国调查研究的成果也是空前的。游历使们分别撰写了几十种对外国调查研究的著作、考察报告及海外游记、日记和诗文集。其中仅傅云龙一人就撰写了游历日本、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等6国的调查报告（称为《游历图经》）、游记（称为《游历图经余记》）和纪游诗，共达110卷之多。奉命游历欧洲的刘启彤也写了《英政概》、《法政概》、《英藩政概》、《欧洲各国火轮车道纪略》等著作。
因此，可以把这次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之举称为19世纪80年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可是令人惊讶的是，这批游历使回国后却没有受到重用，更没有在外交岗位上发挥作用。这样一次出洋盛举竟然渐渐被历史所埋没和遗忘，以至过去在各种清史、近代史、中国外交史和中外关系史的教材和著作中基本上都没有记载。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呢？分析起来原因很多。
第一，清政府1887年派遣海外游历使之举一开始就立意不高、目标不明确。当时总理衙门制定的《游历章程》，仅仅着眼于海外调查考察，要求游历使“将各处地形要隘，防守之大势以及远近里数、风俗、政治、水师、炮台、制造厂局、火轮舟车、水雷炮弹，详细记载，以备考查”，并没有指出求知识于世界、借鉴外国经验等更远大的动机和目标，也没有把这批海外游历使真正作为外交人才来加以培养、锻炼、使用。因此，他们回国后仍然是回到六部或是派遣地方任职，而不是考虑利用他们通过这次宝贵的海外游历实践获得的海外知识和外交经验，发挥其外交人才的作用。12名游历使中竟没有一个出任外交官，著述最多的傅云龙和刘启彤也不过加赏二品衔以道员分派北洋，任北洋机器局和海防支应局的会办。
第二，受到保守势力和社会偏见的打击压制。早在选拔考试和派遣出洋时，已有人冷嘲热讽，讥笑这些官员是因为在六部提升无望，才冒险以海外游历为升官捷径和出路。游历使在海外期间又有人造谣诽谤，诬告他们谋取私利、行为不端。待游历使快要回国时，又有人妒忌他们可能得到格外保举、升迁太快。御史何福堃（kūn，同“坤”）甚至专门上奏，要求“请薄其奖叙，即有佳者，只可发往南北洋当差”，以致他们回国后，总理衙门不敢提拔和重用他们出任公使等外交职务。
第三，与海外游历使本身的地位及素质也有关系。这次选拔和派遣的海外游历使级别和地位太低，只是五六品候补官员，人微言轻，其言论和著述难以产生更大影响，甚至连所到游历国家也常加以轻视怠慢。游历使们周游世界辛辛苦苦写下的调研报告交到总理衙门后，大多被束之高阁，有的书后来还是他们自己花钱印刷出版的。另外，他们基本上都是科举出身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旧学人才，西学和外国知识很少，更缺乏外交经验，而且不通外语，因此在国外调查与交流都遇到很多困难。
第四，受到经费的制约并与驻外使馆发生矛盾。清政府由于财政困难，拨给游历使出洋的经费不足，而且这笔4万两银子的经费还是从各驻外使馆人员经费中克扣出来的（每人节省20％薪俸），因此造成驻外使馆人员与游历使间的矛盾，有的使馆不仅不提供方便，反加种种刁难。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集体出洋的盛举，尽管又跨出了走向世界的一大步，甚至南美洲偏僻之地都出现了中国官员的身影，可是此举最终对中国政治、外交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不大，致使这批风尘仆仆、历尽千辛万苦周游世界的海外游历使多数在历史上默默无闻，渐渐被世人遗忘。这次走向世界的盛举也逐渐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而鲜为人知了。
作者简介
王晓秋，1942年生，江苏海门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中国近代史、晚清史、中日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主要著作有：《近代中日启示录》、《近现代中国的革命》、《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近代中国与世界》、《近代中国与日本》、《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