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实现了台湾与大陆的统一，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前线军事指挥官、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现拟着重探讨施琅一贯坚持以战逼和统一台湾的决策的形成过程，并从其军事的实践来论证这一决策的正确性。
康熙三年（1664）郑经退守台湾后，清政府曾数次派官前往招抚，力争实现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如康熙六年（1667）清政府派总兵孔元章渡台招抚，康熙八年（1669），遴选兴化知府慕天颜、都督佥事季佺再次渡台招抚。但当时郑经恃台湾海峡有波涛之险，为清军兵力所不及，安于据守一隅，议竟不成。而数年间，海上亦相安无事。
康熙十三年（1674）郑经趁吴三桂、耿精忠先后在云南、福建倡乱之机，侵扰闽粤沿海，破坏了和局，清郑之间又处于战争状态。康熙帝当时主张对吴三桂厚集兵力征剿，而对耿精忠、郑经则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谕示：“海寇宜用抚，耿精忠宜用剿或用间，相机便宜以行。”以便实行各个击破。在三藩之乱期间，为配合军事进攻，康亲王杰书及闽督姚启圣又对郑经进行了六次招抚活动，但郑经错误估计了当时的形势，又以无理要求，借词拒绝。直至康熙十九年（1680）郑经再次退守台湾之前，谈判终无结果。
施琅不同意对台湾郑氏集团一味主和，主张应“因剿寓抚”，即以战争为主，配合招抚。在康熙三年、四年两次出兵攻打澎湖因遇风而受挫后，康熙四年五月施琅又上疏提出“澎湖乃通往台湾之要冲，欲破台湾，必先攻取澎湖”的战略方针。指出：“倘蒙天赐良机，使臣飞渡澎湖，则将扼据咽喉，进逼巢穴……届期方可论定相机进剿之策。”[1]
当康熙六年孔元章招抚失败后，施琅又于是年十一月上疏称：“盖澎湖为台湾四达之咽喉，外卫之藩屏，先取澎湖，胜势已居其半。是役也，当剿抚并用。舟师进发，若据澎湖岛以扼其吭，大兵压近，贱胆必寒。遣员先宣朝廷德意，如大憝（duì，坏，恶）势穷，革心归命，抑党羽离叛，望风趋附，则善为渡过安插，可不劳而定。倘执迷不悔，甘自殄绝，乃提师进发，次第攻克，端可鼓收全局矣。”（78页）
康熙七年（1668）正月初十日奉旨：着提督施琅作速来京，面行奏明所见，以便定夺。施琅于四月上京前夕，上疏称：“郑经得驭数万之众，非有威德制服，实赖汪洋大海为之禁锢。如专一意差官往招，则操纵之权在乎郑经一人，恐无率众归诚之日。若用大师压境，则去就之机在乎贼众，郑经安能自立？是为因剿寓抚之法。大师进剿，先取澎湖以扼其吭，则形势可见，声息可通，其利在我。仍先遣干员往宣朝廷德意，若郑经迫之势穷向化，便可收全绩。倘顽梗不悔，俟风信调顺，即率舟师联 
（zōng，船）直抵台湾，抛泊港口以牵制之。”（第80页）
施琅的主张未被采纳，遵旨留京，乃裁福建水师提督，授以内大臣。施琅在京13年中，仍密切关注台湾形势的变化。康熙二十年（1681）正月郑经病逝，监国郑克 
（zàng）旋被绞死，扶年仅十二岁的郑经幼子克塽继位，由其叔郑聪摄政。时郑氏集团内部“叔侄相猜，文武解体，政出多门，各怀观望”（第232页）。康熙帝遂断然决定出兵台湾，并于七月任命施琅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太子少保，前往福建，克期统帅舟师，进取澎湖、台湾。十月，施琅抵达厦门视事，并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三月上疏密陈征台战略等有关事宜，仍主张先攻取澎湖。认为：“澎湖一得，更知贼势虚实，直取台湾，便可克奏肤功。倘逆孽退守台湾，死据要口，我师暂屯澎湖，扼其吭，拊其背，逼近巢穴，使其不战自溃，内谋自应。不然，俟至十月，乘小阳春时候大举进剿，立见荡平。此乃料敌制胜所当详细一一披陈者也。”（第242页）
施琅经过十七八年的“日夜磨心熟筹”，提出首先攻克澎湖，“因剿寓抚”，即以战逼和统一台湾的战略方针。据此，制订了具体的作战方案。第一步，以清军水陆部队首先攻克澎湖，消灭郑军主力，“扼据咽喉，进逼巢穴”、“大兵压近，贼胆必寒”，他认为这样“胜势已居其半”。第二步，占领澎湖后，引而不发，“遣员先宣朝廷德意”，使台湾郑氏集团“望风归附”，“使其不战自溃，内谋自应”，争取实现以战逼和、和平统一台湾。第三步，若郑氏集团“顽梗不悔……即率舟师联 直抵台湾，抛泊港口以牵制之”。并分兵南路打狗港口（今高雄港）和北路蚊港（今云林台西乡）、海翁窟港口（今台中县大安港），“使其首尾不得相顾”，然后“登岸次第攻击”。若郑军“踞城固守”，“则先清剿其村落党羽，抚辑其各社土番”，“大举进剿，立见荡平”。这是施琅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深思熟虑而后提出的符合客观形势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方案。
军事实践证实了施琅所拟定的统一台湾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方案的正确性。康熙二十一年（1682）十月，清廷批准了施琅专征台湾的请求后，施琅即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7月8日）率水陆官兵二万多人，大小战船二百多只，出征澎湖，经过十六、二十二日两次激烈的海战，歼灭郑军水师主力万余人，守将刘国轩遁归台湾，澎湖岛上四千八百多陆兵也不战而降，遂克澎湖诸岛。
攻克澎湖后，闽督姚启圣上奏称：“是贼今日之败几成全军覆没，则乘胜直捣台湾，似不宜迟。”（第281页）而施琅则坚持出兵前的作战方案，奏请缓攻台湾，一面修葺船只，补充兵员；一面通过安插投诚，抚绥地方，使民人乐业，鸡犬不惊，台湾兵民闻风解体，对台湾郑氏集团开展和平攻势。施琅宽待伤残及归附官兵，以示宽大，同时，派将前往劝抚刘国轩。当被送归的官兵到台后，“辗转相告，欢声动地。诸伪将伪兵闻之，争欲自投来归，禁之不能止。刘国轩自澎湖败还，固已胆落，至是见人情大率已解散，始决计劝克塽归附矣”[2]。郑克塽亦泣告曰：“民心既散，谁与死守？浮海而逃，又无生路，计唯有求抚之着耳。”[3]于是先后两次派差官到澎湖施琅军前求抚。康熙帝虽明知郑克塽等系因窘迫之极才被迫来归，但他认为：“若不许其投诚，则彼或窜处外国，又生事端，不若抚之为善。”并谕示：“更念以兵力攻取台湾，则将士劳瘁，人民伤残，特下诏招降。倘其来归，即令登岸，善为安插，务俾得所。”[4]批准了和平招抚方案，欢迎郑克塽率台归清。施琅遂于八月十三日抵达台湾，时“各乡社百姓以及土番，壶浆迎师，接踵而至”（第303页）。施琅向郑氏集团宣读赦诏后，郑克塽等欢呼踊跃，望阙叩头谢恩，并于十八日削发归顺。施琅即广贴《谕台湾安民生》告示，劝谕台湾地方官员、百姓、土番人等知悉：“各宜乐业，无事惊心。收成在迩，农务毋荒。贸易如常，垄登有禁。官兵违犯，法在必行。人民安生，事勿自缓。”台湾与大陆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统一。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十四日（1684年5月27日）清政府决定在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台湾、凤山、诸罗），设官驻兵。并取消战争年代所实行的迁界、禁海政策，先后谕旨展界与开禁。此后，我国的海防进一步得到巩固。而施琅统一台湾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方案，也得到了圆满实现。
康熙年间清政府统一台湾的过程又一次证明，只有兵力达到足以攻克对方城池，以武力为基础和后盾，进行瓦解敌军的和平攻势，加上客观环境及人心趋向等条件，和平统一才有可能实现。正如施琅所指出的，如在武力不及的条件下，“如专一意差官往招，则操纵之权在乎郑经一人，恐无率众归诚之日”（第80页）。这是一条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唯物主义原则，可供后人借鉴。
作者简介：
陈在正，1926年生，福建闽清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先后兼任厦大历史系主任、厦大台湾研究所所长。参加主编《清代台湾档案史料丛刊》、《台湾历史研究丛书》，专著《台湾海疆史研究》、《台湾海疆史》、《李友邦传记与台湾近代史》，先后发表有关台湾政治史、海防史、移民史及民间信仰等方面论文60多篇80多万字。
[1]《康熙统一台湾档案选辑》（下引此书皆只注页码），第5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
[2] 杜臻：《澎湖台湾纪略》，台湾文献丛刊第104种，第10页，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