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闭关自守被打破后，国人闻所未闻的新行业不断从海外移植进来。任何一个新行业，但有钱赚，必成热门，众人蜂拥而上，弊端百出，成为当时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彩票以赌博为驱动力，很快失控，终于泛滥成灾，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予以取缔，以非常手段解决问题。 

彩票失去控制是20世纪头几年的事。1900年庚子事变过后，清政府与列强签定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款4.5亿两，连同利息共9.82亿余两。如何筹集这笔巨额赔款，难坏了户部（财政部）。湖广总督张之洞提议，既然过去上海为救一省之灾发行了江南义赈票，现在筹还庚子赔款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各省不妨照此办理。他申辩道：办彩票虽有倡导赌博之嫌，但买彩票是愿者上钩之事，百姓自愿花钱，等于主动向国家交税，总比横征暴敛惹起民怨要好。 

清朝以礼教治国，滥发彩票引导国民过度赌博有损国家体面。但列强逼债凶狠，清政府在筹还庚款问题上又不得不仰仗地方督抚，万般无奈，朝廷批准了总督的建议。于是自1901年起，浙江、湖北、广东等省在“善后筹款”的口号下发行了彩票，彩票发行中心从上海扩展到杭州、武汉、广州四个城市。1904年后，清政府实行“新政”，福建、河南、四川、奉天（今辽宁）、安徽等省相继以举办新兴经济事业为名，开办彩票。 

无论“善后筹款”，还是为“新政集资”，都是一块招牌。这招牌在相当程度上是真实的──彩票收入的一部分确实用于赔款和新政事业；另一方面它又不过是个幌子，背后隐藏着某种更大程度的需要──清朝财政窘困，各省督抚不能不想方设法自辟财源，他们办彩票的真正目的，是将其作为手中的一个生财工具，得到常年性的财政补充。正因如此，彩票规模越办越大。有些彩票大省如湖北，彩票收入除了筹还庚款外，全省财政支出近一半是靠彩票利润维持的。 

督抚作为一省之长既然可以开办彩票公司，州县官当然不甘寂寞，他们公开或暗中扶持了一批州县小彩票。过去，清政府为了防止彩票泛滥，规定一省之内只许存在一家彩票公司。比如上海有广济公司，上海归江苏管辖，江苏省城南京或苏州（江苏有南北两个省会）无论有何等理由，均不能再办彩票公司。因此，督抚所办的彩票公司是省内唯一有发行权的企业，全省售卖的都是它的彩票，或朝廷批准的其他公司的彩票。但规定是规定，州县官想方设法自搞一套。因为，他们发现，彩票这玩意来钱最快，不需要任何投资，更不必经营管理，只要开彩机器一摇，马上财源滚滚，于是纷纷在自己的辖区里扶持了一批小型彩票公司。这些州县小彩票公司遍及全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数不胜数，偏远的东三省也红红火火。全国到底有多少家中小彩票公司，无人说得清楚。大略言之：大清版图20余省，州县小彩票不会少于200家。 

州县小彩票是国家禁止的非法彩票，但在当地可以通行无阻，因为有知府或知县大人的点头同意。在一般情况下，知府和县令是不敢直接经营的，有时是交给下属机关（如商务局）或社会组织（如商会）去办，更多的是批准商人经营，坐收报效。既然是非法彩票，就有被取缔的风险，但州县官或明或暗为之撑腰，因此许多小彩票有恃无恐，遭明令取缔时销声匿迹，风声过后换个名称又冒了出来，有时干脆就托人说情照常发行。镇江是交通八方的商贸大埠，彩票流通的重镇。1905年，两江总督发布通告，打击江苏一带的非法小彩票，仅镇江一城，榜上有名的就有鸿利、裕通、发记、宝元、普成5种，合计流通总额“每月有数万张之多”，规模几可与两江总督手中的南洋彩票（江南义赈票六年专利期满后之改称）相匹敌。两江总督取缔小彩票，名义上是依法办事，堂皇冠冕下不免有打击市场竞争对手的私心。通告发出后，镇江有4种彩票应声落马，而宝元彩票独存，因宝元主人熊淦庭“向官场竭力运动”，声明除原有的报效外，再“每月愿津贴警察费一百二十元”。于是，“道宪批准照办，故该彩票得以仍旧售卖”。 

地方衙门既然藐视法令乱办彩票，社会各界就理直气壮地援例而行，名目繁多的行业性彩票如雨后竹笋破土而出，彩票泛滥成灾。 

京师是首善之区，辇毂（gǔ，车轮的中心部分）重地，顺天府尹受种种制约，不可能像外省州县那样，办一家什么京师彩票。好在京城是全国教育中心，学校林立，而经费不足，于是教育彩票就成为京师彩票的主角。所谓教育彩票，就是学堂办彩票，各校各办各的，彩票上标明“××学堂彩票”，打头阵的是女学堂。当时女子教育刚刚兴起，从学部到社会舆论都支持女学，乘此天时地利，京师教育彩票由淑慎女学堂首开其端，裕善、清真两小学堂继之而起，一时间“各处新立学堂效法踵起者指不胜屈”，风气所及，连与教育稍稍沾点边的教养局都办起了彩票。 

京师是帝都，办事尚算规范，早期的学堂彩票也确有点为教育筹款的味道，外省的跟风者就不免泥沙俱下了。湖南常德的一所府立中学堂，由学堂监督出面，与知府商定发行彩票，原本是作为学堂初创经费，彩票发行后尝到甜头，一发而不可收，遂照正规彩票方式按月发行，并一再增加发行额，结果区区一所中学，竟然月销彩票3000张。法制不严必然假货盛行，冒牌的骗了钱卷席而逃的“教育彩票”被报刊屡屡曝光。终于，官方感到太丢人现眼，由京师督学局和巡警厅联合出面，下令取缔教育彩票，但禁而不止。 

教育界办彩票，实业界当仁不让，实业界最流行的一种彩票是企业破产彩票，由江苏首创。江苏实业发达，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最早，经过几十年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不少老企业破产，欠下大笔官债无法归还。1905年镇江著名的尹稚山商号破产，由地方政府出面，将其不动产估价后发售彩票50000张，每张售价8元，“头彩得巨宅一所，末彩得纱袍一件”，销售所得，“足抵官款之亏空”。这种清点倒闭企业资产，发行彩票抵还债款的办法，与彩票在国外初创时的情况比较接近，而且是一种一次性彩票，对社会危害不大，因此颇为风行。但这种彩票为各省仿行后也照样弊端百出，失去本意。1910年直隶（今河北）地区“倒闭商号开彩渔利”已成为彩票泛滥的一种主要形式。 

清末多数行业都有自己的彩票，连古玩业、出版界也不例外，彩票越出越多，形式也愈变愈奇。千奇百怪中，撩人眼目的是花会（妓女）彩票。中头彩者，可将当地小有名气的妓女娶为妻室；妓女自己购买此种彩票，中了大彩，可以赎身从良。随着彩票的热销，它的孪生子有奖销售应运而生，全国大城市的大中型商场，皆奉此为促销商品的不二法门。出手大方的商家，顾客每购货一元，即赠彩券一张，头彩奖品大多是自行车、缝纫机、金表等，都是当时的时髦货。有奖销售大约于1900年前后出现，开始时颇动人耳目，不久弊端丛生，真真假假，因而“颇失信用”。    

清朝统治的最后10年间，清政府威信下降，权力衰微，无力对国家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谁掌握着何种权力，谁就可以策划出何种博彩方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敛聚财富。彩票的失控和泛滥引起各界关注。人说大清天下放眼望去三只鸟：鸽（彩票泛滥）、鸦（鸦片烟毒）、鹞（娼妓遍地），为此，朝野内外一片禁绝呼声。到1910年，全国各省彩票一律禁绝，为期10年的中国第一次彩票热由此结束。 

作者简介 

闵杰，1949年生，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2卷。论文《戊戌学会考》，获中国史学会第一届优秀论文奖，《论清末彩票》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