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农民则是主要的生产者。所谓“农民安社会稳，农民困社会险”，着实显示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然而在当时，农民又是最大的弱势群体，每遇天灾人祸，最受冲击的往往就是农民，甚至被迫离开土地，成为流民、游民，从而加剧了时局的动荡。因此，历代有见识的统治者都把绥抚农民、安辑流民当作巩固、稳定统治的头等大事。自清代中叶起，流民一词又加入了新的内涵，即因人口急速增加，在传统农业地区人与地的矛盾加剧，导致农民离开故土另找谋生之路。有的学者根据家谱资料观察到，在147941个男子中，离家外出的有18691人，占其总人数的12.64%（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说明农民外出闯天下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动向。然而这些外出者又不像以往各朝代的流民群，来势猛、冲击大，甚至还会演变成一个朝代的覆亡，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并构成社会的一种常态。 

农民持续离乡外出，主要是寻找土地，另外也有相当部分人改转其他行当。按照笔者对清乾隆朝158件档案的分析，约有70%多的人流向边疆、山区、海岛，觅地开荒，或为人佃种、做农业雇工，离乡不离土，没有改变农民的身份；剩下将近30%的人改变了职业，如进山开矿、烧窑、打杂和从事水陆运输，其中更有7.6%的人进入北京、苏州、佛山等城市。再据清“顺天府档案”宝坻县资料：在所见的37个外迁者中，去蒙古口外和东北关外种地的25人，占67.57%，进入北京、天津做工的12人，占32.43%，说明农民在离乡谋生时，已将城市列为其中的选项。 

农民离开熟悉又挚爱的土地，进入城市，与清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数量增加和功能的不断提升有密切的关系。江南名城苏州，清代系江苏藩司驻地，又有府署和三县衙（长洲、元和、吴），官役人数众多，但它更是个商业、手工业重镇，同时麇集着商号铺主、船董、手工业主，以及来自外乡农村的打工者。“染坊踹布工匠俱系江宁、太平、宁国人户，在苏无家室，总计约有二万余人”；在纸坊佣作的800多名匠人悉为江宁、镇江人氏；而冶坊工匠来自无锡、金匮等县。有人还从消费的角度形容该城：“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戏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又说：“如寺院、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之大养济院”（《履园丛话》）。这其中的下等粗活，都是雇佣外乡进城农民来做的。江西景德镇是著名的瓷都，“其间碓房匠作，以及坯行、画行、彩行、茭草行、柴行诸色人等，动以万计，率多别籍异民”（凌涛《江西视臬纪事》）。福建厦门自康熙中设关开港，船工大盛，“土木金银铜铁诸工率自外来”（道光《厦门志》）。广东佛山，清代是著名的工商业集镇，四方辐辏，其外来“附图占籍者几倍于土著”，诗称“舟车云集此天涯，半是侨居半故家”。在这众多的外来侨居者中，多数也原是农民。有关此类情况，在广州、汉口、重庆、天津等城市无不如此。 

北京是京师，居住于此的除登录于宛平、大兴册籍的在城居民，还有皇室亲贵、大小官员、吏役、拱卫京师的八旗劲旅以及他们的家口，在人口比例上，后者远高于前者，是个十足的政治型消费城市。城市既要消费，就要有人为其服务，于是周边农民纷纷进入，到清代中叶，框估人数约在二三十万之间，已是一支不小的队伍。据笔者由档案辑得的1756个外来人口样本显示：他们中原籍属于直隶（今河北）的占61.22%，涉及全区85个州县；其次来自山东，占21.07%，涉及62个州县；再次是山西，占8.08%，有29个州县；余下分别来自河南、奉天（今辽宁）、江苏、安徽、浙江等11个省份。这些外来者进入北京，多数从事出卖苦力的活，像为人佣作、赶车、抬轿、挑煤、看井送水、背粪、淘沟填土，也有充当作坊工匠、学徒和以手艺为生，如做酱、琢玉、理发、裁缝等。从事商业活动的也为数不少，不过多数是些店伙和学徒，或是推车、挑担的小贩。地位最低的是卖身为奴者，还有通过自净投靠于王公府第的太监。在进京者中，多数是隻身单个，也不乏有携带妻儿家口的。亦有被拐带的单身年轻女子，以及丈夫去世，或因家用不继需要外出揽活的妇女。她们多为人佣仆，或洗衣缝补，也有被卖作婢妾、沦落成为娼妓的。 

北京的外来人群，在从事职业时，常常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像看井送水多由山东胶东来者。北京竹枝词中有“山东人若无生意，除是京师井尽干”，便是指此。京师每年要接受由南方各省运来的大批漕粮，然后晾砻加工，其“碓房多山东人”（李光庭《乡言解颐》）。山西人富者为掌柜老板，贫者作店伙、跟班学徒，以从商为主；直隶进京人数最多，其从事行当也更繁杂。总之，北京需要什么，便会出现这些人的身影，而且干的都是最脏最累，官爷、八旗子弟和在城居民不愿做不屑过问的活。可以说，是他们打理了北京城的吃喝拉撒，推动着北京日常生活的运转。可就是这样一批与北京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外来人群，社会地位却十分低下。首先，他们不属于北京在籍者，除少数随铺号店主登录入册的伙计、学徒，均归隶原籍，一旦出现事端，就得遭到遣返；其次，他们不但工作条件差，生活也十分糟糕，就以栖身居所而言，除仆役、受雇者固然能暂住于主人家或店房、工坊、货栈外，更多的人只得借住城边和城郊土屋，甚至有歇居寺庙及门洞墙沿者；再有，随着清代后期农村生产状况的恶化，进城农民不断增多，可城市化的程度又不足以容纳更多的农民，造成失业游民增多，有的竟因贫困交加陈尸街头。根据笔者对清代北京394宗自杀事例的调查，以外来者所占比例最高。究其自杀原因，多数是因失业、生活难过。一方面是城市的发展需要这些外来农民，而且愈来愈成为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仰赖者；可另一方面，他们的劳动付出与所获却大不相称，属于城市中的边缘群体。其实离乡进城农民的此种境遇，不只限于北京，在其他城市中也大体相同。 

随着时代的变迁，农民的身份也是在变化的。因此，考察历史上的农民，不能只凝注附着土地的劳动者，对于那些离乡离土的、特别是进城农民的工作和生活，理应纳入其视野。实际上，明清以来城镇的蓬勃发展，已使农民无法置身与局外，至于他们进城后的角色转换，真正融入城市，那就牵涉到国家政策、社会接纳程度和他们的思想认同等多个方面，这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了。 

作者简介 

郭松义，1935年生，浙江上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伦理与生活——清代婚姻关系》、《中国屯垦史》等20余部。 

小资料 

清代户籍、人口、垦田总数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