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孟子·告子》）皇帝出巡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项重大政治活动。清朝前期，皇帝出巡的次数非常之多，一劝文教，一励武功；或谒陵拜祖，或教养蒙古；或考察吏治，或省方问俗。至后期，因国势衰微，出巡活动渐少，直至停止。
顺治帝在位18年（1644—1661）。他曾出巡蒙古1次，去南苑20次，猎于近郊2次，到南台射箭2次。南苑也称南海子，位于北京永定门外20里处，在清代是皇帝的御园，行围阅军的重要场所。顺治九年十二月，五世达赖喇嘛到京师，顺治帝即在南苑初次会见。
康熙帝在位61年（1662—1722）。他曾108次巡视京畿地区，其中包括33次去南苑，12次去汤泉，2次去玉泉山，33次出巡京郊，1次去保定，27次谒孝陵(顺治帝陵寝，在河北省遵化县西70里昌瑞山麓)。此外，他还3次东巡盛京，40次北狩塞外，4次西巡五台山，1次出巡西安，6次南巡到江浙地区。
雍正帝在位只有13年（1723—1735），主要精力放在了整顿吏治和财政改革，一直不曾远行，可以算作出巡的只有谒东陵（孝陵和康熙帝景陵）7次。
乾隆帝在位60年（1736—1795），又当太上皇3年多（1796—1799）。他曾80次巡视京畿，其中包括44次拜谒东、西陵(清代皇家在河北省易县城西永宁山太平峪的陵寝被称为西陵，最早是雍正帝的泰陵)，17次到南苑行围，13次登盘山，6次出巡天津。此外，他1次到河南，5次去山东祭孔祀岱，6次西巡五台山，4次东巡盛京，52次北狩，6次南巡江浙。
嘉庆帝在位25年（1796—1820）。他48次巡幸京畿地区，包括11次去西陵，24次去东陵，2次去明陵(这里指明成祖、宣宗、孝宗陵)，10次去南苑，1次去盘山，1次去天津。此外，还有19次北狩，2次东去盛京，1次西去五台山。
道光帝在位30年（1821—1850）。他15次赴西陵，9次去东陵，12次到南苑，1次去明陵，1次东去盛京。
康熙、乾隆两帝出巡的次数最多，所到地方也最远，应与当时清朝国势强盛，亦即人们所称“康乾盛世”有关。嘉庆帝以后再无南巡，此时清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后，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清朝割地赔款，国势愈衰，经济上缺乏支撑，社会环境也缺乏保障，皇帝再没有出巡，特别是远行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了。
清代皇帝出巡的相关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机构。皇帝出巡需要进行认真筹备，清代设置专门机构协调各方面工作。如乾隆帝一般在事前指定亲王一人担任总理行营事务王大臣，负责全面筹划安排出巡活动。
二是仪仗。清代皇帝出巡所使用的骑驾卤簿，具体由掌管皇帝车驾仪仗的銮仪卫负责。该机构同时负责皇帝出巡的安全保卫。
三是御道。康熙帝对出巡道路没有太多要求，但地方官通常会采取措施进行修整、维护。从乾隆帝开始，对御道的要求严格起来，一般要取直，少走弯路，还要碾压坚实，让道路尽量平坦，并多备水缸，随时洒泼道路。
四是行宫。行宫是京城以外供皇帝出巡时居住的场所。一般都分左中右三宫院，又分宫殿区和苑景区两部分。最大的行宫当属承德避暑山庄，用了80多年时间才最后建成，占地面积8400余亩。
五是行在。皇帝出巡所在的地方称行在，亦指皇帝出巡时对政务的处理。清代皇帝出巡，京师各中央机构都要派员随行，在出巡过程中协助皇帝处理有关事务。
六是谒陵。清代皇帝的陵寝主要分三处。一处在关外盛京，由作为祖陵的永陵和努尔哈赤福陵、皇太极昭陵组成。另两处则是上文提到的东陵和西陵。按清朝规制，皇帝谒陵有固定程序，包括行谒见礼、大祭礼、大飨礼、三跪九叩礼等。
七是祭祀。清朝规定，皇帝出巡时所经过的名山要亲自祭祀，不能亲自去的，也要派遣大臣前去祭祀。途经的帝王陵寝、圣贤忠烈及名臣祠墓，凡在30里地以内的，也要派官祭祀。
八是礼佛。康熙、乾隆、嘉庆皇帝共11次西巡五台山礼佛，以实际行动表明对藏传佛教的尊崇态度。
九是行围。清朝定鼎北京后，顺治帝多次去南苑行围。康熙二十年(1681),设立木兰围场，开始举行秋狝大典，行围规制更加详密。乾隆帝时，木兰秋狝达到高潮。
十是阅兵。这一制度始自顺治十三年（1656），地点在京城南苑，时间是3年一次。康熙帝时，不再限于南苑一地，时间上也不再以3年为限。阅兵内容包括列队、鸣枪发号、骑射、赏赐等。
十一是回避。回避是皇帝出巡时一般百姓要遵守的制度。清朝皇帝虽然要求臣下执行这一制度，但同时也希望接触百姓，显示天子威仪，所以通常都谕示有关官员，要尽可能地让百姓在路旁岸边跪伏观瞻，不可过多阻止。
十二是颁赏与进献。清朝皇帝出巡时一般都要蠲免所经地方的地丁钱粮，赏赐兵士银两，对各级官员也要根据不同情况赏赐物品。另一方面，各级官员给皇帝的进献不但量大，而且质高，从《乾隆南巡御档》来看，包括名帖、名画、珍珠、玉器、瓷器、书籍、古砚、西洋珐琅刀、西洋自鸣钟表等。
首先是维护了社会稳定。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拉拢汉族地主阶级以及江南地区的知识分子，维系了江南汉族士民对清廷的向心力。减免赋税照顾到普通百姓的利益，也得到了下层民众的拥护。通过行围阅兵加强威慑，显示了清廷的统治秩序和统治力量，对于加速统一西北边疆起到重要作用。西巡礼佛，有利于蒙藏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
其次是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如南巡在治河和修筑浙江海塘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促进了江南城乡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扬州、苏州、江宁、杭州等城市也日益繁荣。通过东巡，在东北地区鼓励垦荒，剔除过重的差徭，有利于东北边疆的生产发展。在盛京等地区执行奖励文教的措施，还推动了当地文教事业的进步。
第三，融洽了民族关系。清朝皇帝北狩，在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的活动中,有许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参加。如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接见蒙古各部首领和六世班禅喇嘛，使满洲贵族和蒙、藏等少数民族上层的关系更为融洽。
第四，抵御外来侵略。如康熙帝出巡东北过程中，加强水师建设，充实水陆军事力量，为最终反击俄国入侵做了政治和军事准备，也为赢得雅克萨之战创造了条件。
当然，清代皇帝的出巡活动也有不少负作用，如靡费钱财，扰害百姓，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贪污腐败。乾隆帝退位后，曾对臣下说过这样的话：“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清史稿》卷三五七）
作者简介
赵云田，1943年生，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有《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等，主编《中国文化通史·清前期卷》、《中国社会通史·清前期卷》、《北疆通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