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清政府在宪政改革前，首先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期间，立宪派通过观察考察团的活动，对清政府宪政改革事业发生了由期望到失望、绝望的巨大转变，这一转变折射出民心向背与政权存亡之间的关系。

  一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的清王朝已风雨飘摇，外有列强威逼，内有不断壮大的革命党，清政府从1901年起推行的新政改革，也走到了紧要关头。随着新政改革的不断深化，此时康有为、梁启超、张謇这些民间“公知”纷纷上书呼吁政体改革，就连驻日大臣李盛铎也提出改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终于，清廷在1905年7月16日颁布了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上谕。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宪政，为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提供决策依据，这是近代中国探索宪政文明的重要步骤。

在20世纪初，立宪派和革命派是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前者希望清政府变法维新，将君宪制度移植到中国；后者决心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实现民主政治。立宪派高度认同清政府遣使举措，刊发大量评论文章，拥护清政府遣使举措，并为考察团提出各类建言。其主要内容有三：其一，普遍将遣使之举视为政府推行宪政的标志。如《大公报》认为此举表明政府“知立宪为组织国家政治上完全无缺之要道”，为“中国立宪先声”。这种舆论成为当时的主流。正如时人描述：“薄海内外，罔不欢欣鼓舞，佥谓将举行宪政，握富强之本原，以臻文明之极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其二，对考政出使大臣寄予厚望。《新闻报》认为考政大臣皆“国家之桢干”，镇国公载泽作为宗室贵胄，“留心时事，素号开通”；户部侍郎戴鸿慈“久历部寺，颇讲新政”；湖南巡抚端方“坐镇兼圻（兼辖数地），学问优，资格具”。由他们领衔的考察团定能考察各国强国富民善政，并展示中国的改革新面貌，各国向来鄙薄中国之心“将一变而易为尊重”。其三，对革命党的暗杀行为极力驳斥。9月24日发生了革命党人吴樾刺杀考政大臣的事件，商部右丞绍英等受伤，立宪派舆论普遍认为，革命党此举是对国家政治前途的破坏，“此等暴徒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其罪真不容于诛”（《时报》）。同时又强调政府万不能因出洋受阻而放弃推行立宪改革，否则将“适堕奸人之计”（《大公报》）。这些言论，为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营造了积极的社会舆论氛围。

革命派意识到，立宪问题在立宪派和清朝统治集团之间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共鸣，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将会得到极大稳固，而革命派暴力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将很难实现。于是他们一面加紧组织起义，一面以《民报》为舆论阵地发表论说，极力揭露清政府遣使出洋考察的虚伪性。有人指出“满洲欲巩固其民族，仍不外乎巩固其政治上之势力，由是而有立宪之说”；又言：“五大臣者满人居其三，其二亦完全之满奴也，假考察政治之名，以掩天下之耳目，于其归也，粉饰一二新政，以愚弄我汉人。”（《民报》）

二

五大臣出洋考察团分为两路，一路为戴鸿慈、端方考察团，考察国家包括：日本（6日）、美国（41日）、英国（4日）、法国（5日）、德国（48日）、丹麦（6日）、瑞典（5日）挪威（3日）奥地利（7日）匈牙利（2日）俄国（8日）荷兰（9日）比利时（2日）瑞士（3日）意大利（10日）。考察内容包括政治、军事、教育、市政等各方面。其间，戴鸿慈、端方还先后拜会了美国总统、德皇、丹麦国王、奥皇、匈牙利首相、俄皇、荷兰女王、比利时国王、瑞士总统、意大利国王等多国政要。如1906年1月24日，戴、端受到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接见，他们向罗斯福递交了光绪帝亲笔信，信中写道：“阁下一定会热情接待，让他们学到你们系统的政治理论、实际操作和对将来有用的信息。”美国国务卿路脱说：“我希望你们能满载而归，就像世界从中国学到很多一样。”（《纽约时报》）

另一路为载泽、李盛铎（前顺天府丞）、尚其亨（山东布政使）考察团，以宪政为主要考察内容。所考察国家包括：日本（28日）、美国（14日）、英国（43日）法国（24日）、比利时（13日）。也拜会了日本天皇、英国国王、英国首相、法国总统、比利时国王等外国政要。如1906年1月载泽觐见日本天皇，前首相伊藤博文将自己撰写的《皇室典范译解》《宪法议解》赠给载泽，同时强调改行宪政后对君权并无阻碍，中国应效仿日本推行二元制君主立宪制（载泽《考察政治日记》）。

通过8个多月的考察，考察团不仅获得了关于宪政改革的第一手资料，为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提供了思想资源，同时还有效地联络了中外邦交，中国改革新形象传播到了国外。就考察成果而言，除进呈奏折外，亦包括以下数类：其一、日记。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载泽《考察政治日记》以及蔡琦《随使随笔》；其二、编译书籍。载泽考察团成书67种（《进呈编译各国政治书籍折》）。戴鸿慈、端方考察团编成《列国政要》及《列国政要续编》，卷帙浩繁，以述为主，以论为辅，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法律等诸大类，国别涉及意大利、德国、美国、俄国、荷兰、奥地利等；其三、考察报告。即戴鸿慈、端方考察团编撰的《欧美政治要义》。1906年10月23日，该书作为政治读本进呈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次年1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考察报告洋洋洒洒，总结起来重点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一，向谁学？考察团认为日本君权至上的二元制君主立宪模式最可取法。其二，学多久？戴鸿慈、端方提出宪政改革应以十五年或二十年为预备期。这两个问题是中国推行宪政改革的关键，考察团能对此提出对策，引发立宪舆论的进一步高涨。有报道称，“各地士大夫之研究立宪问题亦纷纷以起”，“盖自去年七月派五大臣出洋，以迄今年六月返国，其间我国上下希望政府宣布立宪者，其势已勃勃若此”（《宪政杂志》）。立宪派甚至认为中国的一切问题随着考察团的回国可以迎刃而解，由此“全国国民之希望遂集注于五大臣之身”（《顺天时报》）。《时报》则将考政大臣端方视为立宪功臣：“我国今日力足以主张立宪而使政府实行其说者，厥惟端午帅（端方字午桥）。”舆论期望之殷由此可见一斑。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动向是，清政府内部主张立宪的官员群体逐渐扩大，驻外使节诸如胡惟德、梁诚、汪大燮等，京官则有唐景崇、张百熙，外官则有岑春煊、林绍年，他们成为陈请立宪的主将。

这说明，五大臣出洋以及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的努力获得了舆论的高度认同，换言之，清政府宪政改革初期拥有良好的社会舆论基础。1906年9月1日，清政府正式颁布“仿行宪政”的上谕，明确将宪政改革确立为基本国策。

三

中国历史在这里似乎要完成一个巨大的拐点。但问题是，惯行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制度这架庞大马车，能否顺利实现这次拐行？

颁布“仿行宪政”上谕次日，清廷颁布改革官制上谕，著派载泽、世续、那桐等共同编纂，奕劻、孙家鼐、瞿鸿禨总司核定。然而朝政为少数不识历史潮流的满州权贵所把控，“权”字攥在手心里，万万不肯有一丝一毫的放松，他们只盼借改革之口，收回督抚手中的重权，谋求“大权统于朝廷”。11月6日，清廷颁布裁定中央官制的上谕，根据瞿鸿禨的意见，没有采纳改军机大臣为政务大臣的方案，也不同意设立体现三权分立原则的责任内阁。次日，清廷对各部大臣人选进行了调整。

清政府推行的宪政改革本来得到立宪舆论的广泛赞誉，然而当看到清廷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以及同时推行的各种假改革，立宪派的失望情绪与日俱增。立宪派本有两个要求，一个是速开国会，一个是责任内阁，速开国会的要求被打了折扣，清廷以满洲皇族为主组成的所谓“皇族内阁”更让立宪派失望。从民心向背的角度来看，在此之前，立宪派与革命派两大阵营，民众的呼声还是倾向于立宪派的。而清廷的假改革却证明了革命党人反清排满和种族革命主张的正确性，等于是给革命党人加分助力。地方汉族大员对宪政改革的反感更是致命的。“皇族内阁”剥夺了地方督抚直接向皇帝上奏入对的权利，改将各省交由内阁统辖，这是早已坐大的地方实力派完全不可接受的。由此人们就不难理解，当革命来临之时，以往曾维护皇室、反对革命的立宪人士和地方官僚为何大都抱持幸灾乐祸、乐观其成的态度。

“得民心者得天下”，然而在这句亘古不变的至理名言面前，清末的当政者并不能自省，在宪政改革中并未表现出足够的信誉，答应国民推行宪政改革，却使改革进程重新异化为争权夺势的权力斗争，招致立宪派的指责、失望以至最终走向清政府的对立面。民无信不立，国亦如此，民心得失之间，昭示出清王朝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简介

潘崇，1981年生，河北保定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站博士后，安阳师范学院袁世凯与北洋社会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清末新政研究，著有《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