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是康乾盛世的开创者，也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一位明君。他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世人早已多有评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幼年登基的万乘之君，还是一个去奢从简、厉行节约之人。
康熙帝的日常生活较为简朴。康熙三十九年（1700），他对大学士们说，“自朕听政（康熙帝14岁亲政）以来，一应服食，俱从节俭”。四十七年秋，他斥责皇太子胤礽（réng）时又说:“朕即位以来，诸事节俭，身御敝褥，足用布袜。”（《清圣祖实录》）此言虽有炫耀之意，但不能否认，他在努力为臣工做出节俭的榜样。
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召集王公大臣，向他们展示康熙帝生前在乾清宫东、西暖阁所用的毡毯。大臣们看后奏称:“（康熙帝）御极六十余年，时时以爱惜物力，崇尚俭素……。而圣躬服御之物，尤倍加持节，质朴无华，历久不易……御前陈设之毡，历三十余年，尚洁净完整，崇俭惜物，实从古未有。”（《清世宗实录》）关于使用旧毡毯一事，康熙帝本人也曾提及：“朕所居殿现铺毯片等物，殆及三四十年而未更换者有之。朕生性廉洁，不欲奢于用度也。”（《庭训格言》）对于宫中的陈设用品，康熙帝是以经济节俭为标准，崇尚简朴，不务虚华。
康熙年间在清廷供职的法国传教士白晋，曾目睹康熙帝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情况，有如下记载:
就其(康熙帝)个人有关的方面看，那种恬淡素朴简直是没有先例的。他的餐桌是切合一位伟大君主身份的，桌上是按照当地的观念和方式，摆满了金银餐具。但是，除了循例供奉的东西外，他毫无奢求。他满足于最普通的菜肴，从未有过丝毫的过度，他的淡泊超过了人们所能想象的程度。
皇宫内部以及一些殿宇，即使是皇帝所居住的，也只有几幅字画、几件描金饰物和一些相当简朴的绸缎，而绸缎在中国是十分普通的，不在奢侈品之列，简单朴素就几乎是那里的全部装饰了。
他喜爱简朴，甚至在他的衣着和他的一切生活用品上都能看到。他的衣着，除了几件宫廷极为常见的过冬的黑貂、银鼠皮袄外，还有一些在中国算是最普通、最常见、只有小百姓才穿不起的丝绸服装。逢到雨天，人们有时看到他穿一件毡制外套，这在中国被视为一种粗制的衣服。夏天，我们看到他穿一件普通的麻布短褂，这也是一般人家常穿的衣服。除了节日大典的日子，我们从他身上发现的华丽物品就是一颗大珠子，那珠子，在夏天便照鞑靼人风俗佩在他的帽沿上。
他在宫内、宫外不骑马时用的那顶轿子，只是一件类似担架的东西而已，木质平常，涂漆，有几处包有铜片或者点缀一些镀金的木雕。如果他骑马外出，几乎也是同样简便。马具中较豪华的只不过是一幅相当朴素的镀金铁质马镫，以及一副由黄丝绒编制的马缰绳而已。总而言之，在他周围的一切，人们丝毫感觉不到那种其他亚洲君主处处都要摆出来的穷奢极侈的排场。(《康熙帝传》)
这些描述显然有溢美之辞，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康熙帝生活中的某些侧面。
一次，康熙帝语重心长地对儿孙们说:“尝闻明代宫闱之中，食御浩繁，掖庭宫人几至数千，小有营建，动费巨万。今以我朝各宫计之，尚不及当日妃嫔一宫之数。我朝外廷军国之需，与明代略相仿佛，至于宫闱中服用，则一年之用，尚不及当日一月之多。”（《庭训格言》）他希望后辈以明为鉴，懂得“民力惟艰，国储至重”的道理，永远恪守“勤俭”、“敦朴”的祖宗家法。
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帝曾与大学士们将明清两朝宫中费用做了一番比较，开列出一连串令人瞩目的数字:
前明宫内，每年用金花银，共九十六万九千四百余两，今悉已充饷；
前明光禄寺，每年送内所用各项钱粮二十四万余两，今每年止（只）用三万余两；（明宫）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万余斤，今止用六七百万斤;(明宫)每年用红螺等炭共一千二百八万余斤，今止用百万余斤；(明)各宫床帐、舆轿、花毯等项，每年共享银二万八千二百余两，今俱不用；
前明宫殿楼亭门数，共七百八十六座，今以本朝宫殿数目较之，不及前明十分之一；
前明各宫殿，九层基质、墙垣俱用临清砖，木料俱用楠木，今禁中修造房屋，除非万不得已，不但基址不用临清砖，凡一切墙垣，俱用寻常砖料，所用木材，亦惟松木而已；
明季宫女至九千人，内监至十万人，饮食不能遍及，日有饿死者。今除慈宁宫、宁寿宫外，乾清宫妃嫔以下，使令老媪（ǎo，老妇）、洒扫宫女以上，合计止一百二十四人。（《清圣祖实录》）
同样居住紫禁城内，同样是宫中开销，一个腐朽没落王朝与一个新兴王朝之间，反差如此之大，发人深思。
又如每年修缮热河避暑山庄，一般一次要用两千两银子，但康熙五十六年的修缮工程，经管事官员核算，需要白银三千两“备用”。康熙帝得知，命详细调查，于是内务府拟将修缮之资压缩到两千两。康熙帝阅折后朱批：“二千两银仍旧太多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意在提醒节约开支，不得稍有超过。
康熙初年，皇宫内外修建工程所用的颜料，均由户部指定的商人承办采买。这些商人往往乘机渔利，抬高颜料价格。为革除这一弊端，康熙三十七年，内务府总管大臣与户部官员秉承康熙帝旨意，将颜料采办权收回，交由武英殿监修兼佐领张常柱等人按照削减后的便宜价格采买，规定采买金额每一万两中减去一千四百两，即使颜料价格上涨，采买金额也不得增加。这一方案经康熙帝批准实施后，仅康熙三十七年至五十二年共16年内，就节约白银十三万三千余两。
康熙帝奉行节俭、表率臣民的举措，在朝野上下产生了较大影响。王公大臣们纷纷效法，少用、不用金银器皿及金马镫等贵重物品，日常服用所需资费，也“较从前十分之内，已减九分矣”。康熙初年，高官贵族为亲属祭葬时，仍以焚化皮衣为时尚，至康熙朝中叶，“其风已熄”。（《清圣祖实录》）
可是，时人对于康熙帝的俭省节约，或有微词。如康熙四十八年朝鲜使臣返国后向国王报告中说，康熙帝“贪爱财宝，国人（指清朝臣民）皆称曰爱银皇帝”（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对此应当如何解释？
原来，康熙帝不仅于宫中奉行节俭，在理政治国、处理国家财政问题时同样如此。毋庸讳言，这一方针的实施必然要触动统治集团内部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使贪官污吏的不法行径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从而引起部分官员的不满。在这种情形下，身受其“害”的人牢骚满腹，微言相谤，也就难以避免了。所以，说康熙帝“贪爱财宝”，并对他冠以“爱银皇帝”之名的“国人”，应主要是指那些受到节俭措施冲击的官员——特别是贪官。实际上，康熙帝在奉行节俭方针时，分寸掌握恰当，内外有别。白晋对此深有感触，曾记述如下：
他（康熙帝）非常节制个人的开支，同时又十分慷慨大方地提供国家的经费。只要是为了帝国的福利，哪怕花费千百万他也在所不惜。修缮公共建筑，保持江河管道的畅通、建桥、造船等，一切方便百姓、有利贸易的事情，他动用巨款十分慷慨。因此不难断定，他不为个人妄费分文，完全是出于贤明的节约，以便把金钱用于帝国真正的需要。（《康熙帝传》)
康熙帝之所以能制定和实施各种节俭举措，注重以身作则，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虽然是清朝定鼎北京以后出生，但满洲入关前崇尚勤俭、“敦朴为风”的传统对康熙帝仍有较大影响。他对儿孙们说：“朕生性不喜价值太贵之物，出游之处所得树根或可观之石，围场所获野兽之角或爪牙，以至木叶之类，必随其质而成一应用之器。即此观之，天下之物虽最不值价者，以作有用之器，即不可弃也。”（《庭训格言》）这种以实用为本的价值观和追求自然与质朴的审美观，体现出他对满洲入关前优良传统的继承发扬。
另一方面，作为清朝初年的最高统治者，康熙帝所处的历史环境，也不允许他高枕无忧。在位六十多年间，先有辅臣鳌拜专权，接着又有平定吴三桂叛乱的战争、统一台湾之役、与准噶尔部的长期战争以及诸皇子争夺储位之事等等。在其继位初期，经济亟待恢复，漕运、治河等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尚未解决。如此紧张、多事的客观形势，要求他必须慎言慎行，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尽可能地克制自己的欲望。
康熙帝勤政爱民，一生多有建树，奉行节俭是其各项重大方针、国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如果他不是如此兢兢业业，厉行节约，而是注重虚华，骄奢浮夸，或稍有政绩便铺张起来，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或者难以出现，或者至少要向后推迟。尤为可贵的是，康熙帝能够长期坚持节俭，当王朝大业蒸蒸日上时，依旧如此。康熙朝中期，他三次亲征平定噶尔丹后，国内各方面呈现出较快的发展势头，社会相对安定。但他仍一如既往，继续在宫中采取一系列节俭措施，如几次削减包括他本人在内的食肉数额及菜蔬用量等等。这种深谋远虑、戒骄戒躁的务实作风，值得后人借鉴。
当然，康熙帝的节俭和简朴，都只是相对历史上一些骄奢淫逸、挥霍无度的帝王而言。尽管他不断制定各种节省方案，但清宫的日常耗费，依然触目惊心。显然，他的种种节约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王朝的固有问题。
作者简介
杨珍，女，195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著有《康熙皇帝一家》、《清朝皇位继承制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