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西方基督教掀起入华传教热潮，大量传教士来到中国，英国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就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一位。他于同治九年（1870）来华，先后在山东、山西、北京、上海等地传教，在华长达45年。期间，他与清政府的各级官员密切交往，推行“上层传教”路线，试图通过改变中国官员对基督教的看法，进而影响下层民众。
李提摩太是晚清政府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与清廷中央、地方官员多有接触，为变法革新建言献策。光绪二年（1876）始，华北地区发生特大灾荒——史称“丁戊奇荒”。李提摩太当时在山东青州府传教，遂拜会知府，建议奏请朝廷从朝鲜和日本进口谷物，免除进口税。之后他还拜见了山东巡抚丁宝桢，提出修筑铁路、开采矿产等改革举措，得到丁的赞许。李提摩太从上海等地获得外国人的赈灾捐款后，与山东当地官员配合发放，并提出了预防灾荒的建议。
次年冬，山西灾情严重，李提摩太应邀前去赈灾，并借机开辟了山西教区。他到达太原府后，拜会巡抚曾国荃，商讨救济金发放方案，提出了向东北移民、修筑铁路等建议。光绪八年，张之洞就任山西巡抚，他希望李提摩太放弃传教，参与中国政务，但被谢绝。不过李提摩太还是向他提出了勘测太原地形以预防洪水、考察开矿器械、引进外国炼钢设备等设想。张之洞升任湖广总督后，再次邀请他担任幕僚，又被婉拒，但李提摩太曾在山西提出的修筑铁路、建造钢铁厂的想法最终在两湖实现。
光绪十二年，因传教方针存在分歧，李提摩太离开山西，转赴京津地区。在京期间，他撰写名为《现代教育》的小册子，介绍西方教育理念，希望清廷进行教育革新。他曾赴天津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赠送此书，交流改革问题。他还将自己的方案介绍给在总理衙门任职的曾国藩长子曾纪泽，获得曾氏赞许。此后，李提摩太还应李鸿章邀请，担任天津中文报纸《时报》主笔，其中关于中国变革的文章对各地官员颇有影响，张之洞特地从武昌发电报求购。
甲午战争爆发后，因连遭败绩，清廷震惊，政府官员急于谋求变革。李提摩太向清政府提出了名为《新政策》的建议，主张实施“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四法，具体包括聘请外国顾问、改革货币、训练军队、成立教育委员会、组建通讯社等，他的主张得到支持变法的光绪帝肯定。但李氏力倡各部门聘用洋人，有企图扩大列强在华利益之嫌，因此受到中国官员的抵制。光绪二十二年初，李提摩太与保守派代表、军机大臣刚毅会面，重提聘请外国顾问一事，并希望刚毅推荐他面见光绪帝，结果遭到拒绝。
由于当时传教士在华的特殊地位，各级官员乐于同他们交往，李提摩太也借机参与清廷政治与外交，成为中外之间的联系人。光绪六年，中俄两国因伊犁问题发生冲突，李提摩太赴京向高层官员散发主张和平的《和议论》，遭到主战派的敌视。
甲午战争期间，李提摩太曾向李鸿章建议中英结盟互助，希望借助英国力量推行各项变革，被拒绝之后，他又向张之洞、翁同龢提出了类似建议。由于李提摩太在提建议的同时，“索酬银百万”，虽然表示结盟“不成不取”，此举还是明显带有敲诈意味，实际上是要将清廷变为英国的保护国，以扩大英国在华权益，自然不会被清廷采纳。光绪二十一年，他在上海拜会了赴日议和代表张荫桓，建议慎重考虑赔偿问题，并提出清廷应与强大国家结盟，聘用外国专家，联络列强成立世界仲裁法庭，其本质上仍是要将中国置于欧美强国的保护之下，结果未能付诸实施。
晚清时期，各地教案频发，在华基督教会决定派李提摩太等代表上书寻求保护。他先后九次与负责外事的总理衙门官员会谈，但却未能获得清政府在法令上对其要求的认可。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李提摩太给山西巡抚毓贤和陕西巡抚端方发去电报，希望他们对当地外国人给予保护。虽然毓贤在山西大肆杀戮传教士，而端方则护送传教士离开陕西，这与李提摩太的争取有一定关系。
义和团运动平息后，李提摩太受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邀请，协助处理山西教案赔偿问题。他建议从赔款中拿出五十万两，用以筹建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获得清政府同意。光绪二十八年，李提摩太与山西巡抚岑春煊签订了具体的办学合同，为期十年，他出任名誉校长。
李提摩太在华期间，多次获得清政府的封赏，被赐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勋章），并诰封三代，故有“洋大人”之称。
由于其特殊身份，李提摩太与清朝官员广泛接触，社会活动繁多。在烟台传教期间，他与准备签署中英《烟台条约》的李鸿章有所接触，将一些药物送给李的随从及亲兵，李鸿章专门写信致谢。此后两人又有多次会面，李鸿章曾提到在中国受教育阶层中无基督徒的问题，这使得李提摩太认识到在中国官员中传教的重要性，坚定了他在上层传教的方针。
李提摩太购买了许多科学仪器，定期演讲，在地方官员中传播科学知识，试图改变他们对西方文明的偏见。他还专门将其制作的世界历史地图集赠送给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并与左氏谈论儒教与基督教的差异。
李提摩太翻译出版了许多书刊，大量介绍变法改革、学习西方等内容。光绪十七年，他开始担任设在上海的基督教出版机构——同文书会（后改称广学会）的总干事。李氏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等人主持发行《万国公报》，并翻译出版了《泰西新史揽要》等一系列著作。在各省乡试期间，他广泛散发广学会出版的各类小册子，并把自己所著的《救世教益》作为礼物送给各省高级官员。不少中国官员也对广学会的工作给予积极支持，张之洞等先后捐款资助，李鸿章、曾纪泽还为其出版的《时事评论》作序。光绪二十年，适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在华传教士向其赠送精装版的《新约圣经》作为寿礼，李提摩太则将献词翻译成优美的中文，获得慈禧太后赏识。
作为近代来华传教士中的一位代表人物，李提摩太主动适应中国社会文化，结交上层人士。而他与中国各级官员的密切交往，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他提出的改革建议针对中国积弊，部分付诸清政府的改革实践，有利于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但由于李提摩太自视文明使者，过度宣扬甚至要中国官员全盘接受他认定的西方文化，其所提建议也并不完全适用于当时中国的国情，部分建议还带有损害清政府利益的殖民色彩，引起了一些中国官员的反感。传教士来华的本职工作是“传播福音”，而李提摩太在华结交官员、兴学办报等活动则更多地涉及到世俗事务，这是近代来华传教士普遍面临的两难问题。
作者简介
张德明，1985年生，山东青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外关系史、基督教在华传播史，发表相关文章十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