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韪良（1827—1916），美国传教士、汉学家，被称为晚清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曾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中国最早的洋务学堂和翻译机构，1862年设立）总教习，还被光绪帝任命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他的足迹遍布半个中国，曾居住在宁波、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对中国的了解非常深入，著有《花甲忆记》、《中国觉醒》等书。民俗是他观察中国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为方便行文，以下将民俗分为非信仰型（包括休闲娱乐型、节庆型、生产生活型等）、信仰型（多与宗教相关）和迷信三类分别叙述。
丁韪良观察的休闲娱乐型民俗，有斗牛、斗蟋蟀等。他提到，斗牛在中国的某些地区颇为盛行，离宁波不远的金华，每年春季都举行牛展，其中最吸引人的项目就是斗牛。他向西方读者介绍，与西班牙等地的斗牛不同，金华斗牛不是牛跟人决斗，而是让公牛之间互相争斗。有人告诉他说这是为了“消除社会中争强好胜的精神，这样人们便可以和谐的生活在一起”。他还举出斗蟋蟀的赌博形式：“衣着华贵的公子和年衰体弱的老人都喜欢观看精彩纷呈的蟋蟀拼争，看蟋蟀如何努力将对方的头咬掉。”（《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
对于赛龙舟，丁韪良也有详细描述。他介绍说，之所以叫龙舟，是因为船的外形和装饰像一条龙。人们把龙舟划出去，名义上是为了搜寻投水而死的诗人屈原的尸体，但实际上只是为了比赛和娱乐。丁还记录了同样有纪念意义的寒食节，人们在春季守三个通宵的斋，三天内不能点灯和开伙，只能吃寒食。“这个习俗是为了纪念生活在公元前九世纪的介之推而设立的。”
丁韪良记录了平民出身的章鋆（yún）中状元时其家乡庆贺的情景：放着鞭炮，有中国乐器演奏会，乐师们拿着旗帜，帽子上戴着红色的流苏。状元夫人应邀去宁波城的六个城门把大米撒在地上，以驱逐厄运。因为人们相信，一个人的辉煌成功会使众人免受厄运的威胁。丁也记录了另一种解释，他说：“人们相信，每当这样的荣誉落到某个城市时，往往会有接连三年的灾荒，以达到某种平衡。”状元妻子登上城墙撒米，目的是“逆转将来临的饥荒”（《中国觉醒》）。
丁韪良发现，中国人在旅行和游览时喜欢留言。他刚到北京不久，就在西山的寺庙里注意到诗人在墙上题诗的习惯，还将一些诗句摘抄下来。1866年（同治五年），从河南到山东的一次旅行中，他发现旅店的白墙有两种用途：一是做花名册和账本，二是供旅客留言用。店主把旅客的名字写在上面，旁边是旅客散文体或诗体的留言，诗文还常常配上“粗俗的”绘画。
丁韪良在去开封的途中正赶上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他观察到商店门口在新年这一天挂了春联，每个人都穿上鲜亮的衣服，街上挤满了拜年的人。丁所住宿的旅店主人向他跪拜拜年，并希望得到例行的赏钱。丁的仆人同样行了礼，并请求遥拜自己的母亲。仆人面向其母所在的北京行了九叩大礼，祝愿母亲健康长寿。丁记述说，这是一种表达孝心的美好方式，它造就了中国的祖先崇拜，并在中国的人际关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丁韪良对生产生活型民俗也有所记录，他写道：“整个蒙古地区被中国人称为‘草原之乡’，那里的居民拥有羊圈和牧牛的草场，但却没有农田和房屋，只能看到一些帐篷和临时的草舍。他们仍保持着游牧习俗，当水源和牧草出现短缺时，便赶着牛羊从一个地方迁往另一个地方。”
二、对信仰型民俗的观察
丁韪良观察了在中国寺庙中放生的民俗。 他对佛教灵魂转生的说法表示不满，认为转生的教义倾向于贬低人的尊严，又可导致自杀之风的盛行。他说自己曾经在一座寺庙里看到两三千妇女在某个节日聚在一起，拜佛祈祷下个轮回转世时要做男人。他经常目睹人们抬菩萨游行，有时场景非常壮观，而且费用相当昂贵。至于游行的功用，他认为既能满足民众喜欢看热闹的心理，也能将公众目光从政局吸引到其他方面上去。这种游行和搭台唱戏给菩萨看，几乎失去了宗教色彩，而是成为了一种公共娱乐方式。
除了与佛教相关的民俗，丁韪良对中国其他民间信仰也有观察。当时北京民众多有供奉狐仙、蛇、刺猬及黄鼠狼精等神龛的习俗，他认为这样的动物崇拜是道教的副产品，它的存在证明了其他信仰的脆弱性。
丁韪良记载了中国人对深明大义、为民请命之人的态度。他写道，为反对苛捐杂税，有两位头领带领农民在宁波市内暴动，被镇压之后，巡抚保证只要交出暴动头目就取消苛捐杂税，于是两位头领毅然自首，以换取暴动目的的实现，结果被公开处决。因免受苛捐杂税的困扰，当地民众对这二人充满感激之情，特地修了一座庙宇来纪念他们，并将其尊为天神。丁对此评论道：“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东西能比这个事件更能体现中国的民族特征。”
三、对迷信的观察
丁韪良的记载对迷信着墨最多。他提到白河上洪水泛滥时，有人在河里抓到一条小蛇，把它送到直隶总督李鸿章处，李把它当作龙王的化身，向它跪拜叩头，乞求洪水退去。他写道：在当时人眼中，旱灾是由于有人惹怒了龙王或上天而造成的。每当遇到大旱时，常会有人跳崖以舍身求雨，跳崖者发下誓愿，然后，从悬崖上跳入沸腾的漩涡中。宁波附近雪窦寺的瀑布，落差有五六百英尺，也有这样的祭祀品。丁还提到，翰林院掌院学士倭仁强烈抗议让贵胄子弟入同文馆学习，有一年适逢大旱，他唆使一位御史上奏折，诬告同文馆为旱灾的根源，说此馆不除，则天上决不会再降雨。
丁韪良对风水之说也予以了关注。他分析风水信仰的原因，认为也许是“因为对于风和水的观察跟商业繁荣密切相关。然而它逐渐演变成一整套迷信的东西”。丁韪良在同文馆供职时，建议盖一个印刷所，为此想铲平一个常年在馆内堆成的小丘，结果这个想法被总理衙门否决，认为铲平小丘会破坏风水。丁还建议总理衙门建设新天文台，但每次选址都因为“风水不合”而遭到否决，最终花了差不多20年时间，才选定一处“风水没有问题”的地址。丁不无感慨地说：“甚至一些实际的事务，比如盖房子、开矿、修路都受到‘风水’这种伪科学的约束。”为此，他花了两年时间集中进行科学教育，并编写格物学教科书。
丁韪良对中国民俗的观察和记述，多集中于他刚到中国在宁波生活的十年期间。北上之后，其身份渐由传教士转为清廷雇员，主要时间和精力已不在传教本身，交往的群体也从普通民众向官僚士大夫转移，加之已完全适应和习惯了中国生活，容易对“司空见惯”的民俗视而不见。从他关注的内容上看，多集中于信仰型民俗，这些观察有利于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理解，还能有效地服务于其传教的目的。深刻理解这些信仰性民俗，使丁在传教过程中能够有更强的针对性。但是，他对很多民俗的评论，也不无牵强解释的一面。究其原因，中国民俗的形成是几千年来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如果不深入研究，只凭借它的外在表现形式就得出结论，难免会有偏颇。
作者简介
崔学森，1974年生，辽宁锦州人。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研究，著有《严复的进化论思想》、《严复与福泽瑜吉的政治思想比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