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初到清中叶，由于中日两国尚未建交，因此很少有两国人员互相接触和交往的史料。但是，当时发生过一些中国船只在海上遇难而漂流到日本的“漂流民事件”，造成了双方人员的直接接触。在这方面资料中，有一些中日人士之间的笔谈记录，从中可以反映当时的中日关系和两国之间的相互认识。

　　清代前中期日本由德川幕府统治，又称江户时代（1603-1867）。德川幕府规定漂流到日本各地（各藩）的中国船只及船员，都要送到长崎遣返。各藩往往会派懂得汉文的儒者，与中国漂流民同舟，护送他们去长崎。由于途中时间较长，各藩儒者常常利用同行的机会，与中国漂流民进行笔谈，一方面调查他们的漂流始末，同时就有关中国的话题与中国商人和船民交谈，有时还互相唱和汉诗。在日本关于漂流民的资料汇编中，收录了一些笔谈记录，如《游房笔语》、《清水笔语》、《得泰船笔语》等。

　　从这些笔谈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尚有敬仰羡慕之心。如1753年（清乾隆十九年，日本宝历三年）一艘从浙江乍浦开出的中国商船遇风飘到日本八丈岛海岸，船上船民后来乘赴长崎贸易的中国商船回国。日本官方派出的儒者在与中国漂流民笔谈时写道：“此方人士，对于持简挟策之贵邦文物教化，无不欣羡不已。今日能假天之良缘，接晤贵邦之高风，实喜出望外。”有的日本儒者还在笔谈中写：“唐山（指中国）在西方，敝州（指日本）偏在东海，壤地殊绝，风马牛不及矣。不虞尔等飘洋数千里而到此地也。于是一州之人皆若狂而欲观其文物仪度也，其实出于钦仰大邦风宪之至意。”

　　我们从笔谈中也可以看到另一方面，即当时日本人对满族入主中原、改变中国传统风俗存有疑虑和不满（日本称之为“华夷变态”）。如1789年（清乾隆五十年，日本宽政元年），接待漂流到土佐安芸郡的中国安利船漂流民的日本儒者秦和鼎，就以清朝的“剃头发”、“衣冠异古”来证明清朝已不奉“周公之礼”。与之笔谈的中国商人余三光只好敷衍道：“仆粗以见识，自幼出外为商，其诗书礼乐无识矣。”

　　下面着重介绍《得泰船笔语》。1825年（清道光五年，日本文政八年）11月24日，一艘中国对日贸易商船“得泰号”从浙江乍浦出港，赴长崎贸易。但在海上遇到风暴，12月30日漂流到日本本州岛远州榛原郡下吉田村（现静冈县榛原郡吉田村）海岸。后幕府派人护送，经过修船和等待，得泰船的中国漂流民直到1827年4月25日才离开长崎回国。

　　日方护送人员中有一位儒者野田笛浦，当时27岁，原是幕府国学昌平校的学生，被选为护送得泰船的“外记手代”即笔谈役，负责路上的联络和文字工作。在近两个月的护送过程中，野田笛浦和得泰船上的中国漂流民朝夕相处，结下友谊，经常笔谈交流。他的笔谈对象主要是得泰船的船长杨启堂（浙江杭州人，28岁），以及财副（即大副）朱柳桥（名栩平，浙江平湖人，49岁）与刘圣孚（浙江杭州人，32岁）。野田把他与杨、朱、刘等人的笔谈记录编为《得泰船笔语》。

　　护送途中，野田笛浦打听中国的情况，问“贵邦皇帝（指道光帝）甲子几乎？”刘圣孚答：“五十二岁。”（实际上，道光帝1782年生，当时44岁。）笛浦又问：“贵邦皇帝苑中所畜之兽什么东西？”杨启堂答：“我邦皇帝苑中虎、豹、狮、象均是高大，亦武备之一端耳。”接着，杨也反问：“贵邦将军苑中所畜之兽什么东西？”笛浦答：“我大东之武备唯马耳，不狩、不畜虎豹狮象。”可见日本儒者对清王朝尤其是朝廷、皇帝的各方面情况颇感兴趣，而中国漂流民也提供了不少情况，甚至涉及朝廷秘密。据日文史料《槏（qiǎn）堂日历》透露，朱柳桥在回答笛浦询问时，曾写道：“嘉庆帝短气多病，庸医换方频数，竟致短祚（zuò，皇位）。”他随即意识到这是泄露朝廷机密，赶紧把这页笔谈烧掉。

双方还谈到对清代诗文的看法。朱柳桥问笛浦对清人诗集《国朝别裁诗》评价，“以何为翘楚？”笛浦答：“余未细阅，然各有所长，难一笔定其甲乙。”但他指出“别裁诗选有句无章、有章无句者一并登入，不免失于滥。”朱同意，并赞曰：“千古卓见！”还称赞他的诗作“句句流丽”、“书法优美”。笛浦感到受宠若惊，急忙表示，“我百技不如人，况于诗书为无分而受此华飨（xiǎng，同“享”），譬如村女若锦绣衣，于心岂安乎？”并将自己的《海红园小稿》请朱点评。朱也谦虚地说：“承示尊著之诗，容细细展读，但恐弟荒陋，不能窥见高雅也。”“尊作高妙，予谬加评序，恐有未当，尚望高明鉴之。”笛浦高兴地说：“一一评论加之以高序，不啻（chì，只有）十朋之龟也。但称扬过当，容身无地。然如我柳爷，诚足称海外知己。”通过交流诗文汉学，野田笛浦已把朱柳桥等视为“海外知己”了。

　　双方还谈到中国书籍流传日本的盛况。笛浦说：“贵邦载籍之多，使人有望洋之叹，是以余可读者读之，不可读者不敢读。故不免夏虫之见多矣。”朱道：“我邦典籍虽富，迩年以来装至长崎已十之七八。”清代中国赴日贸易商船每艘船都载有大量中国书籍，经史子集应有尽有。“贵邦人以国字译之，不患不能尽通也，况兄之聪慧勤学者乎！”

　　谈到中日贸易，朱柳桥坦言：“服贾远域，实因糊口之计，不得不然，非涉风涛以蹈不测之虞也。”笛浦对中国商人不畏风险赴日贸易有些不理解，问：“涉风涛蹈不测以经商海外，诚如翁言，然家富衣食有余，而何为频频然不惮烦以到崎贸易也？”朱答：“经商海外为蝇头微利，以致抛离家室君恩，余言岂有虚妄。”笛浦又问，“脱身于名河欲海之中，以恣意于仁山智水之间，超然与造物者俱世，岂无其人？”朱答：“昔人亦有远游五岳者，不顾名利，今代罕见。”笛浦似有领悟：“多于富贵而长于富贵者，纨绔膏粱皆足以败其家。翁之躬亲受羁旅之苦，使子孙有所遵守。”朱云：“君言虽是，然余膝下乏人，仆仆风尘，所谓逐利之徒，如君雅士定必见笑。”这段笔谈也反映出儒家义利观对中日两国的影响。

　　中国商人想观看、购买日本地图，但因有幕府禁令而遭到日本儒者拒绝。如杨启堂问：“带有日本地图乎，乞一观。”笛浦答：“是吾邦大禁，不许外人看。”朱柳桥还问：“纪州熊野浦有徐福墓否？”笛浦答：“不知。”

　　笔谈中涉及的清代满汉关系也很有趣。笛浦问：“贵邦太祖（指清太祖努尔哈赤）出何州？”刘圣孚谎称：“出于江南。”笛浦马上揭穿：“我闻贵邦太祖出长白山下，不知此山江南何州？”刘见瞒不过去，只好承认：“长兄先生博识，于吾邦书无不通，而今刻问及，故圣孚早言然耳。此事在他人秘密，独与我公说何妨。中夏为外狄驱逐，故去发四边，亦自天运循环之道。”

　　中日人士在笔谈中也讨论到中日贫富变化的原因。朱柳桥归结为中国人口多，“日本人少故衣食多足，我邦人众故贫乏之人多。”笛浦反驳道：“我邦富则富矣，人不必少矣。唐山贫则贫矣，人不必众矣。自古贵邦称为繁富，而今叹贫乏何也？”朱又以俭奢来解释，“我邦虽繁富，而近岁贫乏之人居多，盖古礼俭勤之风渐靡，人流奢侈，是以致衣食之不足。”笛浦也不太同意此说，认为根源在于两国立国方针不同：“我邦以质实立国，故不用俭而不得不俭矣。贵邦以文华立国，故不用奢而不得不奢矣！以俭奢判我及贵邦之贫富，抑末也。”朱也不得不承认“恐有此理”。

　　这些漂流民笔谈中还有许多资料值得进一步发掘，必将有助于清史研究和我们对清代中日关系的理解。

　　作者简介；

　　王晓秋，1942年生，江苏海门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所长，第9—11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研究。著作有《近代中国与世界》、《近代中国与日本》、《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东亚历史比较研究》、《改良与革命》等十多部，发表论文二百余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