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发生以总督勒尔谨与布政使王亶(dǎn)望为首、全省众多官员共同作弊，侵吞白银1500余万两的“甘肃折监冒赈案”，号称“清代第一贪污大案”。
明朝以降，捐纳之风盛行不衰，有清一朝为最。清朝捐监，在当地买来监生头衔后，并不需赴京入国子监读书肄业，即享有与秀才同等权利，可直接参加乡试进入官场，也可以监生资格捐官。因此，捐监成为富裕商民子弟入仕捷径。甘肃当时地瘠民贫，生计维艰，为节省国库赈济开支，乾隆二十五年，政府特准甘肃及外省商民缴粮捐纳监生，就地解决粮食短缺问题。不料捐监行经数年，诸弊丛生，大小官员借机挪用、贪污捐监粮，甚至折收银两，以便中饱私囊，捐监一事后来因此中止。
乾隆三十九年，甘肃捐监旧例恢复，鉴于以往此举积弊多端，乾隆帝特意将“能事之藩司”王亶望调任甘肃布政使，委以捐监重任。王亶望赴任之前，皇帝专门召见他，明确训示只能以谷粮报捐，万不可滥收折色银两，并亲自规定捐监粮数为43石。
6个月后，王亶望即向乾隆帝报告了甘肃捐纳情况：19000 余人前来捐纳，共收得粮食 827500 余石。对此，乾隆帝既感欣慰，也疑窦丛生：甘肃素来地瘠民贫，灾害频仍，少有余粮，实为清朝最穷省份之一，户部每年都要调拨巨额款项采买粮食，赈恤灾民，并供应当地满汉驻军、接济新疆之需，本已民力维艰，短短半年内何来如此之多的捐监者？又哪有如此之多的余粮供人购买？开捐仅半年就收到粮食 80 多万石，积久日深，粮食存储和粮食安全引发的问题如何解决？与其每年借粮于民，何不藏粮于民，自行流转，既能解决粮食储藏过程中的问题，又可减少财政开支？王亶望回奏谎称，因甘肃为商旅必经之地，近来社会安定，商品流通日益繁荣，商人获利增加，故报捐者很多；加之甘肃连年大旱，所收监粮正好用于赈济百姓。
据甘肃方面“统计”，从乾隆三十九年四月批准实行捐监，至乾隆四十二年初，不到三年，省内约15万商民报捐“粮食”达600 多万石，为该省全年赋税的七八倍；监生之多、捐粮之多，位列全国榜首；同时，甘肃所奏报的“赈灾粮食”发放数额也多达 600 多万石。乾隆四十一年下半年，因捐监有功，王亶望被提升为浙江巡抚。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乾隆帝下旨赏赐王亶望之母邓氏“御书匾额，并大缎两疋、貂皮四张”(王春瑜《中国反贪史》)。其后，王廷赞接任甘肃布政使，从乾隆四十二年六月至四十六年初，甘肃继续收“监粮”500多万石，12万余商民纳粮取得监生资格。
乾隆四十六年初，浙江杭嘉湖道王燧、嘉兴府知府陈虞盛虚开浮冒贪污案败露，乾隆帝认为此案必有王亶望的庇护，命大学士阿桂调查。王亶望闻讯，忙呈请罚银五十万两，以充修建海塘公费之用。乾隆允其认罚银两后，开始怀疑其银来路。加上同年四月，阿桂等人前往甘肃平定回民起事时，在上报军情的奏章中，多次提到因当地雨水太多，官兵推进困难。回想近几年甘肃的灾情报告总是“连年干旱”，乾隆意识到其中有诈。阿桂受命，很快查明王亶望等人的“捐纳”所收并非粮食，而是银子。
六月中旬，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分别被解到刑部大堂审讯、对质。勒尔谨以“一时糊涂”搪塞；王亶望则以“捐多谷多以为能事”，承认折收监粮是因“报捐者少”不得已而为之，绝不承认从中分肥；王廷赞则称折收有“结报为凭”，企图将冒赈的责任推卸给道府。原任平庆道道员福宁，受不住煎熬，吐出折监冒赈的详情：“开捐之始即收折色，并未交粮。其时王亶望将实收总交兰州府存贮，给发各州县或多或少俱系藩司主政”，而各州县领回的“监粮”，“未见买补归仓，盘查结报皆系具文”，放赈时“各属报灾分数俱由藩司议定具奏补行取结，并未亲往验看，放赈亦不监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六月底，王亶望被解往热河行宫，经乾隆“廷鞫”询问，供认不讳。
经查，自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开捐纳粮，在王亶望、王廷赞两任布政使主持下，将每名监生报粮43石，改收折色银47两，另加收办公银、杂费银8两，合计每名共收银55两。至乾隆四十六年初，甘肃省共有274450名报捐生，收银15094750两，合计侵贪2915600两。为弥补破绽，王亶望还向户部请求添建官仓26座，以收储子虚乌有的所谓“监粮”，大肆套取国家库银。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王亶望伏法，勒尔谨自尽，王廷赞绞监候。其他涉案官员也被处理：贪污白银 2万两以上者，立即正法；2万两以下者拟斩监候；1万两以下者亦斩监候，并随时请旨定夺。前后被正法的甘肃官员多达56 人，此后陆续免死流放的又有46人之多。
一是捐监政策带来的巨额利益，几令所有参与的官员利令智昏，形成了罕见而庞大的非法利益共同体。经过审理，甘肃省的官员几乎“为之一空”。值得注意的是，虽因利益关系而沆瀣一气、荣损与共，但甘肃下级官吏的日子并不好过。王亶望利用职权对下滥索科派，名目之多，数额之大，以致时有民谣传：“一千见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即便如此，贪腐集团内部却心照不宣，无人检举揭发，各级官吏靠层层摊派、榨取百姓膏脂转嫁负担。
二是此案在事先有所防范、事中有所察觉的前提下依然发生。尽管乾隆明知“外省开捐究非善事”，易致贪腐，但为节省中央财政开支，他仍寄望于主管捐监的官员“核实稽查，勿使滋弊”。然而，事实再次证明，捐监复开无异于政府纵贪，为饮鸩止渴之举。而王亶望等人的贪腐行为并非掩饰得天衣无缝，甘肃开捐以来，乾隆便对短时间内捐监人数陡增，监粮积聚日多产生怀疑，但出于对自己用人的盲目自信，非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验证核复，还给了贪腐者想方设法掩饰罪行的机会；特别是乾隆“尔等既身任其事，勉力妥为之可也”的批示，更消除了王亶望的后顾之忧。正是最高统治者的容忍放纵、养痈遗患，使涉案官员和贪腐金额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最终难以收场。
三是面对这一起在朝野几乎是公开的冒赈案，清政府的各种监督机制不起任何作用，沦为一纸空文。为预防并惩治官吏腐败，清朝从监察、行政、人事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监督机制，但收效甚微。乾隆四十二年，钦差大臣、刑部尚书袁守侗前往甘肃开仓查粮，各州县官员相互报信，串通作弊，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等方式应付检查，袁守侗回京复命，奏称“仓粮系属实贮”。闽浙总督陈辉祖之弟陈严祖、江苏巡抚闵鹗元之弟闵鵷（yuān）元，都涉及此案，陈辉祖充耳不闻、装聋作哑；闵鹗元去信告诫其弟，令其收敛，仅此而已。该案若非皇帝亲自“层层询问”，令查办此案者“不得存好人之见”、否则“为人代担干系”的话，真相实难大白天下。事后乾隆帝也反省，对此事“早有风闻”，“徘徊迟疑者已阅数年”。不难看出，王亶望等人的贪腐行径早已成为朝野几乎公开的秘密，无人对其发难的奥妙，自然在于王亶望等人四处行贿，打点有方。
四是王亶望虽然贪婪成性，早期却官声很好，呈现出复杂的“双面”人格，极具欺骗性。据载，王亶望曾以清廉勤政、捐资兴学为人称道。任兰州知府期间，府学学生为争夺学宫的租金支配权发生争执，他从府县中选出两名品行端正的绅士，掌管租金及学宫修缮事务，每年年底报销查核，形成制度，从此再未生弊端。再如，他倡导捐资，为皋兰县诸生筹措赴考路费，促其奋发上进，以至该县进士雄居甘肃各县之冠。乾隆二十八年，王亶望初次入朝觐见，皇帝评价“此人竟有出息”。三十七年，王亶望再次被引见，皇帝朱批“竟好，王师（姓王名师，曾任江苏巡抚）之子，将来有出息。”可见王亶望曾给乾隆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些政绩，为他赢得了不少口碑，树立了正面形象，但也为其日后大肆贪赃掠财提供了绝佳的伪装。
纵观整个清代，乾隆帝在统治前期及中期，对惩办贪污非常严厉。比如，他鼓励举劾贪官，听闻督抚不贤，立刻下旨查办，并以革职抄家继之，首要之犯押解京城“廷鞫”。一旦查实严惩不贷，籍没资财入官，并株连子孙。然而，乾隆时期督抚侵贪案件数量之多又是空前的，特别是后期，甘肃折监冒赈案等大案要案接连出现，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个中原因十分复杂，究其根本乃滋生腐败的土壤与皇权至上息息相关，与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紧密相连。
从当时具体历史背景来考察，笔者认为此现象还与乾隆帝调整惩贪政策有直接关系。如，乾隆六年明确，贪污官员不仅应于限期内完缴赃款，还要发往军台做苦力。乾隆二十三年规定,犯有死罪的赃官,再也不能以家产来赎命。同年九月，又废除了贪污官吏在限内完赃可减刑的旧例。乾隆四十二年，重申“亏空钱粮入己,限内完赃,不准减等”(《清朝文献通考·刑考》)……这些法律条例愈来愈严厉，对贪污官员多少有威慑力，利于遏制贪腐之风。但乾隆四十五年，和珅任户部尚书时，为满足皇帝个人的奢侈生活,开始实行“议罪银”制度——即议罪罚银，主要针对督抚等地方大员、布政使、盐政、织造、税关监督及富裕商人而设，“令其自出己赀,稍赎罪戾”。罪官出资多少，视官缺肥瘠及收入多寡而定。议罪银收入，大部分供皇室消费。犯罪官员为表示效忠皇上，多自愿从重认罚。只要纳银重罚，不但可以继续任职，甚至可以超擢更大的官或更肥的缺。实行议罪银制度怂恿了贪污行为，严重消弥了乾隆前期惩治贪污的效果，加速了乾隆后期吏治败坏。
综上，从王亶望“清代第一大案”可以看出，反腐败一是不能有“禁区”，需要治理者正身率下，引领示范，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二是要自觉树立法纪意识，任何人都不能置身法律之上、有不受法律约束的行为；三是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任何松懈或反复都容易导致贪腐之风反弹；四是要完善权力运行机制，加大对腐败风险高发领域和环节的监督力度，遏制非法利益群体集团化；五是要抓早抓小，防止小问题拖成大案要案，造成不良的政治、法纪和社会影响。
作者简介
聂达，1979年生，湖南邵阳人，文学硕士。现为中央纪委机关公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