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认为，“治天下之道惟用人，除此皆末节也”。他在选拔任用内外百官的问题上，除首先考察是否清正廉洁、公忠勤慎外，还形成了一套重实际、求高效的用人风格。
雍正帝指出，当官的若是不干事或干不了事，人品再好，也不过像个“木偶”，是个摆设，起不到治世安民的作用。雍正帝曾把守国法、无过错的官员分为两类，一种是听话顺从但平庸无为之辈；另一种是有才干、有主见但不免常有不同意见的人。在这两者之间，雍正帝的态度十分明确：“去庸人而用才干。”
雍正帝认为，为官者干不出成绩，不能有所作为，这本身就是失职。他说：“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恐误事。”湖南巡抚王国栋，当官十几载，虽然清廉勤慎，但在才识方面却很平常，在地方上无所作为，于是被雍正帝调换。云南开化总兵仇元正，人本老实，也没有什么过失，但因年过花甲，不免疏懒，办理公事勉强支持，营伍虽不致荒废，却也很难振作。雍正帝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勒令仇元正休致，另换精明强干之员。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分，也没有什么出格的事，但他胆小软弱，以致地方好多事久拖不决，很难有起色。为此，直隶巡抚李维钧要把常三乐调走，吏部却认为他没有什么劣迹而不予批准。雍正帝得知这件事，毫不含糊地指出：常三乐当官软弱，实属失职，应当免去官职。山东曹县知县王锡玠（jiè），在到任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对20多起命盗案件没有一件审完，也没有拿获一名人犯，虽然没有什么贪赃枉法之事，但雍正帝认为不干事本身就是失职犯罪，不仅摘掉了他的乌纱帽，还让他坐了五年的大牢。看来，在雍正帝手下，平庸无为的人是难以混下去的。
雍正帝清除庸官毫不手软的同时，备加爱惜有才干的人。他常对文武大臣讲，凡是有些真才实学的人，因为有才识有主见而敢于顶撞，难以驾驭，这些人也有恃才傲物不拘小节的毛病，但治理国家最终要靠这样的人，对他们应当爱惜、教诲，而决不能因为见解不同就抛弃不用，甚至加以迫害摧残。
为了造就一支高效的官吏队伍，雍正帝命令文武百官荐举人才。可是有的官员忌贤妒能，以还没有全面了解为托词，拒绝推举他人。雍正帝斥责说：若一定等全面看透才推举，那么天下就没有可举荐的人了！他曾对广东总督阿克敦说：用人选官不能先有成见，以前不行的，经过努力改进，可能就行了；以前行的，若是骄傲起来，也就不行了。雍正帝大批选拔新人，保守势力反对，说这些新人经验不足。对此，雍正帝多次形象地比喻说：“未有先学养子而后方嫁”。此话出自四书中的《大学》，他的意思是说，经验不足完全可以在实践中学习。
因才用人，力求使官员的才识能力与其职务相当，这是雍正帝的一贯主张。他认为，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也难以效力，虽贤者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则为官者各施所长，政无废事。江苏吴县人惠士奇，才学出众，12岁就作得一手好诗，后来考中进士，朝廷派他到广东担任学政。他在地方主持科举考试“一文不取”，这在当时的考官中实在是难能可贵，因此他以清正廉洁闻名于岭南。对这样官声颇好的有德之员，如何提拔晋升，雍正帝命两广总督杨琳详加考察，因才致用。杨琳奏报说，惠士奇的特长在于司文弄墨，至于行政吏治则显得能力不足。据此，雍正帝将惠士奇召回京师，迁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专掌论撰文史之事。
雍正帝任用官员从实际出发，注重操守才识与实际需要，而不拘泥于已有成例。清朝用人原有资格、出身的规定，以及旗人、汉人的界限。按定制，在中央各部同一级的官员中，满员地位高于汉员。雍正帝却不拘满汉界限，谕命将兼管吏部、户部事务的汉人大学士张廷玉的班位，排在另一兼管部务的满人公爵傅尔丹之上。雍正四年（1726），陕西三边地方的驻防军队中出现职务空缺，在该省一时又没有合适人选，川陕总督岳钟琪上奏说，四川武职官员中多有屡经战阵堪任要职者，但按制度不能隔省调用，所以不敢越例调动。雍正帝指示他“不必拘例”，并说如果“部议不准，朕可特旨允行”。
雍正帝对地方上的督抚大员反复强调，要大胆选用有才干的人，不能循规蹈矩。他对湖广总督杨宗仁说，如果遇到有作为的贤能之员，就要破格提拔，不要按资历升转。对曾特任河南山东总督的宠臣田文镜也谈到：朕从来用人，不是全看资格，有时即使官阶级别悬殊较大，也是无妨的。更对广东总督郝玉麟讲，在用人问题上，“万不可拘泥一法一策也”。
雍正作为一个务实的皇帝，常常训导臣工要灵活用谕，因时因事贯彻朝廷旨令，而不可一味迎合，生搬硬套。他强调处理政务一定要“因地制宜，化裁取当”。登基后的第一年，雍正帝就命天下文武大员以求实的态度对待钦颁谕旨。他说：朕一个人所思所想很难周密，况且天下各地情况不一，因此，对平时所颁布的上谕，如果有与本地方本衙门不够允协妥当的地方，可以便宜行事，灵活执行，只要把其中的情由如实上报就可以了。
雍正帝甚至要求内外大吏，不要因为朝廷的谕旨而影响了自己的主见。这一点，他在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亲笔手谕上说得十分明白：朕平时颁发的谕旨，都是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事而下达的，有的适合这里却不适合那里，有的在这里可行在那里就不可行。因此，他要求文武百官不能“随朕一时谕他人之谕，来惑自己主见”，并进而指出，只有秉公报国，才会有“根本主见”。
雍正帝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凡事都要请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只看皇上的脸色说话，听皇上的口气行事，没有明确指令宁可等待也不动手。对于这种现象，雍正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是在推卸责任，为自己留后路。雍正后期，清廷连续六年在西北用兵，讨伐叛乱的准噶尔部首领，当时的军事统帅岳钟琪曾就如何进军用兵等问题请示皇上。雍正帝严厉批评他说：朕在数千里之外，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之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呢？
雍正帝认为，凡事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只知道遵旨而行，并不一定就是好官，相反，这样的人往往是私心作怪。云贵总督鄂尔泰对不完全适合本地情况的谕旨敢于变通执行，提出不同意见，雍正帝称赞他说：“鄂尔泰是为国家做官”。而云南巡抚沈廷正则一味迎合谕旨，雍正帝严厉斥责他：“沈廷正乃为沈廷正做官”。
作者简介
李国荣，1961年生，辽宁建平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历史档案》杂志总编辑，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有《清朝十大科场案》、《帝王与佛教》、《实说雍正》（合著）等14部，担任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典志·科举志》所附《科场案》项目主持人，电视纪录片《清宫秘档》总撰稿、《故宫》清宫档案总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