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2日，51岁的大学者王国维突然在颐和园鱼藻轩投湖自杀，这个事件立即震惊了全国知识界。由于死者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国学大师，并且正值学术盛年，因此猜测他的死因成为知识界和舆论界都非常关心的事情。

一

在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的第五天，他生前的良师益友、儿女亲家罗振玉从天津赶来，到清华园进行吊唁。同时，罗振玉还带来了逊帝溥仪的一道“诏书”。因为这道“诏书”，王国维之死被很多人顺理成章地认为是“殉清”。王国维自杀两天后，北京的《顺天时报》就以《继屈平（屈原）投江之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自杀》为题，报道王国维“为胜国逊帝抱悲观无愧于忠，赴颐和园以死自了伤心千古”。王国维的一些朋友，如清华校长曹云祥也持这种观点，认为他自杀是“殉清”。而王国维的学术知己陈寅恪其时也同意这种观点，《王观堂先生挽联》之上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就包含了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回顾王国维的生平，“殉清”的说法却让人感到怀疑。最容易令人产生疑问的就是，清朝1912年就灭亡了，而王国维却到1927年才自杀，他为什么要等这么多年呢？另外，和一直蓄谋复辟清室的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等人不同，王国维一生潜心学术，心无旁骛，和清廷并没有太密切的关系。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王国维为了谋生，孑然一身踏上京师之旅。经过罗振玉的推荐，他被派在学部总务司“行走”，这应该是王国维在清廷担任的唯一一个“公职”。但是，这其实只是一个虚职，王国维的实职，是学部图书局的编译，以及名词馆的协修。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再回来已经是1916年，一个新的时代了。王国维和逊清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是1923年4月以“海内硕学”的身份“入值南书房”，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第二年，冯玉祥派兵将溥仪赶出皇宫，王国维的这段经历也就自动终止了。

显然，有限的接触，并不足以成为王国维“殉清”的理由。虽然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始终不肯剪去辫子，自称“亡国之民”，但是他的“自沉”，却绝非“殉清”可以解释，必然隐藏着更为深层的内涵。

二

实际上，民国年间，王国维的“自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在他之前，有清末学者梁济1918年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还有年轻作家王以仁1926年从轮船上跳海；在王国维之后，则有曾作为茅盾小说原型的青年作家顾仲起1929年跳入黄浦江；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济慈”的诗人朱湘1933年在南京采石矶投水自杀……

透过这些文人自杀的现象，我们无疑可以看到一个社会在转型期间的重重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是社会现实上的，更是文化思想和价值信仰方面的。而一向善于查看时代风气之先的文人，也首先遭遇了身份认同和精神追求的矛盾。所有的困惑、迷惘、痛苦乃至自绝，也都因此而生。

这么说来，王国维投水自杀，似乎应该更确切地称为“文化殉节”。这其实也是关于王国维死因争论里最著名的一种说法。而其中最有名的阐释，又当推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的那一段感喟：“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陈寅恪的说法触及到了文化的本义。文，是传播意义的载体，是故有“文以载道”之说。对于中国传统文人而言，文就是上古以来代代相传的诗、书、礼、乐等习俗制度与传统经典。为“文”所“化”之人，普遍具有“谦谦”的“君子风度”，就像孔子所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为“文”所“化”之人，也同样具有表里一致和人格统一的特征，就像《大学》所言：“诚于中，形于外。”但是，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却在空前未有之时代变局中日渐衰落，“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三

不过，也有反对者认为，陈寅恪的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实际上，王国维在自沉之前，曾留下写给第三个儿子贞明的遗书一张。遗书非常简短，只有一百二十二字。全无梁济投水自杀前在《敬告世人书》里面的那种慷慨大义，相反，却是情绪消沉低落至极端。这是王国维性格悲观所致，还是因为时代风气造成的？而最有可能的解释却是，在王国维之死的背后，有着更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1926年12月3日，王国维在郁闷中迎来了五十大寿。其时，正值中国社会的又一次大动荡时期。早在这年7月，北伐军从广州出发，一路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而在1927年，蒋介石又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面对如此混乱局面，吴宓绝望地在日记里写下：“世局时变，江河日下。”和王国维同列清华园四大导师的梁启超也悲叹：“国事局面大变，将来未知所属。”

如果说这些所引起的震撼还不够强烈。那么，1927年4月，张作霖在北京绞死李大钊，则重重地震动了北京乃至全国的知识界。在一个信仰强权的时代里，土匪出身的张作霖以政治原因处死了堂堂正正的北京大学教授，这让京城的学人们感到危险就在眼前。梁启超等名教授们为了避祸，纷纷开始筹划逃亡。而王国维脑袋后面拖的那条长辫子，更是大大地增加了他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里，随时可能遭遇的羞辱与危险。有人劝王国维赶快把那条惹事的长辫子剪了。但是，王国维的回答却是：“诸君皆速余剪其辫，实则此辫只有待他人来剪，余则何能自剪之者。”

宁可“留辫取祸”，也不肯自己剪掉辫子消灾。是什么原因让王国维如此固执，居然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呢？从表面上看，王国维似乎表明了自己作为一个清朝遗老的愚忠，实际上，他维护的是作为一个独立学者的尊严、一个真正士人的气节。正如梁启超在《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中所说：“这样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命’的精神。”“士可杀不可辱也。”对于王国维来说，辫子意味着尊严和气节。在这一点上，他的自沉，与梁济一样，都有耐人寻味的精神与文化含义。

这就难怪梁济的儿子梁漱溟，在听说王国维投水自沉之后，“闻讯赶往目睹之下”，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先父昔年自沉于积水潭后，有知交致挽联云‘忠于清，所以忠于世；惜吾道，不敢惜吾身’”，并且进而想到，此挽联“恰可移用来哀挽静安先生”。

对于王国维来说，清朝的灭亡，只不过是一个朝代的灭亡，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并不新鲜，最重要的是保持传统的文化精神之道。但是，在辛亥革命后的长期乱局之中，传统的文化精神之道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

“艰难困苦，仅而不死”，多方面的打击让王国维渐渐丧失了通过国学来振兴国家的信念。“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面对因为文化价值的断裂而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王国维最终选择用自杀的方式来保全自己的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国维以及其他民国文人的自杀，虽然看起来消极，甚或有些无奈，却蕴含了丰富和深刻文化意义。因为在他们的命运里，浓缩了一个过渡时代的困惑与迷茫。

作者简介

张晨怡，女，1976年生，浙江绍兴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著有《罗泽南理学思想研究》、《清咸同年间湖湘理学群体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思想研究》、《1912：帝国的终结》，发表论文4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