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馆设立于日元禄元年（1688，清康熙二十七年），是日本幕府为有效管理日益增多的居日清商所采取的一项举措。唐馆是一个封闭隔离区，馆内的生活状况也有别于日本社会。

一、唐馆的设立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收复台湾，海上面临的威胁基本解除，于是，康熙帝于次年发布“开海贸易”诏令，关闭长达二十余年的海禁之门为之洞开。开海令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的中日贸易，到康熙二十六年往来于清朝和长崎的中国商船就由三年前的24艘激增到115艘，入日清朝商人数量也随之大量增加。幕府用于管理外国商人的宿町制度逐渐不适应这一现状。首先，由于清商与日人杂居，造成口角摩擦等事件时有发生，影响当地治安秩序；其次，清商增多导致中日贸易额大幅上升，而日本处于严重入超的不利地位，金银大量外流。幕府为阻止这一局面的继续恶化，虽推行了限额贸易政策，但宿町内日汉杂居却为私下贸易提供了机会。

为尽快适应变化的贸易形势，配合幕府对清贸易政策的调整，整治原有清商居住制度的漏洞，日方对入港清商的居住方式进行了调整，即划出一个与当地人隔离开来的特定区域令清商集中居住。幕府于元禄元年，在长崎修建唐人坊，又称唐馆（仅在长崎设立）。次年二月完工后做出规定，所有进入长崎港的清商一律居住于此，宿町制度随即废除，此后，沿用百余年的清商生活管理制度——“唐馆制度”登上了历史的前台。

从现存史料记载中可以了解到，唐馆总面积达到9373坪（方6尺为1坪，约6249平方米）（《长崎实录大成》）。作为长崎清商新的居住区域，馆内配置有唐人房间、店铺、关帝庙及池塘等生活设施，并设有码头、仓库等港口设施，是一个商住一体的活动区域。为加强对清商的监管，幕府命乙名、町使、船番、通事等官吏进驻唐馆，还配有多座哨所和一座牢房。乙名是入驻唐馆内日官的头目，负责总揽馆内与清人有关的各项事务。町使主要负责长崎的警卫工作。船番由侨居长崎的17名各地浪人担任，其主要工作是对进港的外国船只实施警备。通事除担任翻译工作之外，还从事一些有关贸易管理的工作。除了派驻原有官吏之外，幕府在唐馆内又增设了唐人番20名，主要职责为驻守在大门和二门，检查出入唐馆的人员。

概括而言，唐馆相较于之前的宿町有两个明显的不同。第一，原有的宿町制度虽也为清商划出独立的居住区，但就整体的生活状态而言，双方是杂居而处的。唐馆则是一个独立的、戒备森严的、与日人隔离的居住区，内部齐全的配备设施也使清商可以在此独立居住；第二，唐馆对清商的监管力度得到了加强，形成了乙名总负责，町使、船番、通事等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监管制，从清商进出唐馆到清商贸易活动悉数过问。

二、馆内的生活概况

首先，清商活动不像往日那样自由。一旦进入港内就要集中居住于唐馆的围墙之内，不得擅自外出，如有因前往官府或者参拜寺院等事，则要预先向通事说明情况，再由通事转告相关官员，定好出行的日期和人数，待出行之日在船番、町使等日方官吏陪伴之下方可出馆。由于清商到达长崎后即被困在馆内，唐馆周围又修建了一圈围墙，故清商们又把唐馆形象的称为“土库”或“土围”。而同时唐馆对日人进馆限制也极为严格，除派驻的管理人员外，其余人等是不得擅自入内的，唐馆成为长崎一个独特的封闭隔离区。

其次，保持清商的风俗习惯。日本官方出于剔除以往中日混居流弊的目的，对华商出馆和日人入馆限制极严，但对清商在馆内生活方式的限制则明显宽松了许多。每到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清商们都依据传统习俗，大摆宴席、载歌载舞地庆祝一番。如正月十五的上元佳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馆内无数的灯笼将唐馆照成了不夜城”（山本纪纲《长崎唐人屋敷》）。被日方称为“蛇踊”的舞龙表演更是必有的一道大餐。春季，华商们还举行龙舟赛，日人称其为“彩舟流”。在进行龙舟赛的同时清商们还要举行大规模的祭祀活动，祭祀海洋中执掌航海安全的神明，以及那些在历次海难中丧生的人们，在寄托哀思的同时希望得到神灵的佑护，在以后的航海中能化险为夷，平安无事。此外，冬至也是中国一个极为重要的传统节日，每当冬至来临之际，唐馆内家家户户都要准备丰盛的酒饭供奉刘备、关羽、张飞三杰的画像，做善哉饼，全家欢度节日。还要给通事以及驻在馆内的日本官吏、亲属、朋友馈赠一些礼物以表祝贺之意。

第三，赌博和宴会盛行。当时馆内赌博的风气很盛，很多清商都参与其中。日方虽屡令禁止，但并无成效。清商的另一种消遣方式为举行宴会。幕府还对馆内宴会给予特殊照顾，如向馆内提供蔬菜、鲜鱼等其它食品。馆内的宴会通常有十几人或几十人参加，菜品极为丰盛，一般规格较高的宴会仅菜品即包括：“猪、鸡、家鸭、野牛、羊、鹿肉、鹿筋（舶来品）、鹿脯、（同上）、鳍、煎海鼠、海粉（舶来品）、风干鸡（同上）、燕巢（广南、暹罗、柬埔寨等地出）、鸟类、鱼鳖、野菜等等。”（山本纪纲《长崎唐人屋敷》）从中可以看出，宴会菜肴十分丰盛。除了食物要精良考究之外，美酒更是宴席不可缺少的，即席宾客大多彻夜豪饮，不醉不归。这样酒菜叠加的宴席成本也高得令人瞠目，“每华筵绮席索费中人半载之享”。元禄二年唐馆落成之时，恰逢日本全国都在实行幕府将军德川纲吉颁布的杀生禁令，普通人一概禁止宰杀和食用鸡、鸭、鹅、猪等家禽家畜。元禄五年，幕府在向其本国臣民重申禁令的同时，向唐馆内的中国商人网开一面，规定馆内不受此项禁令约束，并下令开始向唐馆内提供家禽家畜等肉食。这种极尽铺张奢华的生活对人有极强的腐蚀性，许多有冒险和开拓精神的杰出商人在莺歌燕尔、穷奢极欲的环境中玩物丧志，迅速腐化堕落，成为一个个只知豪饮享受的颓废之人。因此，时人称唐馆内宴饮之地为 “换心山，落魄桥”（汪鹏《袖海编》）。

第四，妓女有进入馆内的特权。幕府虽禁止带人入馆，但日本的游女（娼妓）却不受限制，甚至还可应清商要求留在馆内。她们进入馆内都是“申刻（下午四至五点）点名，出亦如之，名曰应办”。时人汪鹏曾对应办的景象描述道：“红绡队队雨丝丝，斜挽乌云应办时。蜀锦尚嫌花样拙，别将金片绣罗襦。”（《袖海编》）有些商人还在馆内与游女孕有子嗣，与夫妻无异。日本官方也允许清商在馆内养育子女，还有许多身家富裕的商人托长崎当地人购置宅第，供子女居住。但日本幕府明文规定，商人在日期间生养的子女一律不得带回国内。于是在唐馆，在长崎经常出现父子离别时的悲怆情景。

作者简介

何宇，1980生，辽宁抚顺人。大连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明清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