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九年二月初二（1744年3月15日），正是民间庆祝“龙抬头”的好日子。各地民众都在敲锣打鼓，喜迎一年一度的“春龙节”。但太湖之滨的常州府宜兴县（今江苏宜兴市）蒋祖法等人，却在这天开始绝食，最终酿成13人活活饿死的大案。此案引起了清廷最高统治者的密切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清代治理“邪教”对策的转变。
此案发生的源头为僧人时济（1669-1744），俗姓吴，法名慈济，原籍江苏丹徒县，康熙二十二年（1683）出家。康熙五十三年，丹阳县人王茂泗住到时济修行的丹徒县道宁庵内，说所信教门“可以坐化成佛”。两人一番探讨之后，剃度三十余年的时济自愧不如，反拜王茂泗为师。王茂泗“授以龙华会经卷”，并称远在云南鸡足山的张保太“精通禅理”。时济又于雍正六年（1728）远赴鸡足山云游，张保太“赠以《三教汇一》等书”。
返回苏州后，时济诵读新得的“经书”，“妄希脱凡入圣”。雍正八年，他开始借医行教，每“以为活佛临凡”，“亦以释迦佛转世救度众生自居”。十二年，时济正式打出“龙华会”的名目劝诱世人，称“功行圆满，即可口吐三昧，白日升天”。时济还说弟子秦顺龙等人夙有根基，是梁山公孙胜转世。对于这些妄言，教内的人却信以为真，“咸尊时济为教主”。宜兴县蒋祖法、丹徒县吕杏露、丹阳县张仁、金坛县汤允文、溧阳县史天珩等人“纷纷入教，并为之辗转相劝”，被蛊惑加入龙华会的人越来越多，气氛也越来越狂热。惨剧在看似寻常的“吃素”“修行”“成佛”声中，不断酝酿发酵。
在时济所收的徒弟中，“阖家诚心吃素，念佛修行”的蒋祖法、秦顺龙两人“心迷尤甚”，成为龙华会中的积极分子。乾隆九年正月，大年刚过，蒋祖法“自以为功行圆满，意欲归天”，特地派其子去请师父时济来家“叩问行止”。时济来到蒋家后，说蒋祖法等人“功行既可自信，七日不食，囱（xìn，顶）门一开，灵性出定，既可脱凡”，并称他们“命该属水，应在水乡飞升”。蒋祖法愈听愈“信为实因”，想起自己曾经去过的太湖西昂山（今太湖西山）禹王庙正处湖水中央，其地又“僻静无扰，可以绝食飞升”，遂决意带领全家前往。正月二十九日，蒋祖法带着儿子蒋仲昌、儿媳王氏，幼孙蒋万亨、蒋万缘，弟蒋祖芳，侄蒋会期、蒋会昭，族侄蒋仲鳌，侄媳蒋潘氏，秦顺龙与其妹吴秦氏，工人钱万相，以及朱顺天、宗正乾等15人，一起驾船前往太湖。此事大张旗鼓，动身之前，甚至还有上百人“送他归天”。
二月初二，蒋祖法等到西昂山上庙内进完香，回船后开始“绝食以坐清功”。除留下朱顺天、宗正乾两人进食以供各人死后“妆敛”外，蒋祖法等13位男妇老幼，先后于初八、初九、十三日饿死。死讯通知各人家属，蒋祖法之侄蒋仲年等人，“也不啼哭，说有缘法归天了”，五十多人连同龙华会内的僧人赶到西昂山，与守尸的宗正乾一起作法事，“依祖法等遗命，连船焚化，将骨殖埋葬于西昂山上”庙宇旁边，并“声言成佛”。（朱批奏折，署理两江总督尹继善奏为审明蒋祖法等十三人饿毙焚尸案）
风起于青萍之末，如此惊天惨案的发生，自然也非一时的偶然。时济在苏州所传教义，其实与远在数千里外的云南张保太大乘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张保太（1659-1741），又名张保泰，清代云南景东府（今属景东县）人，本为贡生，但从小吃“报母斋”，后又跟着腾越州（今属腾冲县）的生员杨鹏翼吃长斋，“念经以避风劫”。康熙朝中期，张保太取法名“道岸”，释名“洪裕”，开始在佛教名胜大理鸡足山下开堂倡教，自称“西来教主”。张保太刊印了据说是其师杨鹏翼撰写的《解三教释道》，称其所属的“大乘教”传承久远，自“陕西泾阳县八宝山无生高老祖开派，流传到（云南）四十八代祖师杨鹏翼”，自己为“四十九代收圆祖师”。这些说法显然是故弄玄虚，张保太本人才是大乘教真正的创教者，后人因而称之为“张保太大乘教”，又称“鸡足山大乘教”、“西南大乘教”（因主要流传于云、贵、川三省）。
张保太大乘教“所奉者儒与老、释并列，大约出于三教同源，而加俚鄙不经之说，为惑人张本”，其实不过就是宋明以来流行的“三教合一”之说。其教以“吃斋、念佛做会、烧香拜佛、劝人入教为修行”，更是各地常见的民俗。因此时人认为张保太大乘教“其说并非别创，系释氏之说居多”。但其教义中关键的一句，即只要入教修行，“将来便可成佛升天，不受阴司苦累”（朱象贤《闻见偶录》），则无疑为后来的太湖惨剧埋下了伏笔。
时济远赴云南拜见张保太后，开始在苏州创传龙华会，可见龙华会深受张保太大乘教的影响。时济传教之初，曾给人以很好印象，“总是叫人吃素念佛，并没有别样邪术诱骗，也不要钱财”（朱批奏折，苏州巡抚陈大受奏为蒋祖法等前往西昂山烧香身死事）。但为了增加传教效果，时济在龙华会里对张保太“成佛升天”的说法，又进行了演绎和临场发挥。据事后供称，他常宣扬修行“即可明心见性，神与气交，气与神合”。尤其渲染功成圆满就可升天，“有七日坐化者，有十四日、四十九日坐化者，视各人根气”，吊足了信徒的胃口。当蒋祖法问到吃素拜佛、修行做善事，可有什么果报时，时济信誓旦旦地告诉他，“若能至诚持斋拜佛，认真修行，原可成佛做祖的。并把从前修行功深、口吐三昧、功成圆满、白日飞升这些话，讲把他们听”。后来又说什么“从来佛门中，三十年前师度弟，三十年后弟度师。自已觉得功行，实不如蒋祖法等”，极力掩饰。（《清廷查办秘密社会案》）
对于这些令人走火入魔的“夺命”邪说，乾隆帝曾命详加询问“是何三昧”？时济供称，“三昧就是心字三点。初起做工夫，静坐念佛，身心还不能定，是动中动，为初昧。第二次做工夫，约束身心，稍能持定，动中有静，是为二昧。第三层工夫，若能精进不倦，身心俱稳，动中有静（应为“静中有动”），就是三昧。静后持久，不变不懈，精气神三样都养足了，就有真火在体。那火能照万方，无处不照，无微不明，发出话来就是活佛。所以叫做口吐三昧”。对此，乾隆帝批为“此所谓外道三昧也”。（录副奏折，江苏巡抚陈大受复奏时济供称三昧事）显然，正是时济这些似是而非的说辞，诱发了蒋祖法、秦顺龙等人“白日飞升”的妄想。
乾隆九年正处“康熙盛世”时期，而这十三人却在风景秀丽的太湖之中宛如闹剧般地集体“升天”了。这一惨案，引起了当地官员直至皇帝的重视。江苏巡抚陈大受听闻有此“奇案”，即令详加调查。地方文武官员赶赴西昂山，代理太湖同知又将庙祝带到苏州的巡抚衙门审讯。陈大受随即上奏，称“左道惑众，其初亦未必即有他意。迨至愚民信从者多，奸宄之徒每每混迹其中，酿成大患”。乾隆帝接报，批示“此案应严处以示警”，并告诫江苏务必捕获首犯，“且既有此事，汝地方大吏应即早知，若再使漏网，不能辞责矣”。（朱批奏折，苏州巡抚陈大受奏为蒋祖法等前往西昂山烧香身死事）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清廷上下大体弄清了惨案的来龙去脉，对案犯分别进行了惩处。办案官员认为，“蒋祖法等十三命之惨毙虽系自尽”，但传教的时济和尚难脱干系，“以功行圆满白日飞升欺妄于先，又以七日不食即可脱凡怂恿于后。此等邪教害人，不可不尽法以惩”。时济作为主犯从重判处绞立决之外，帮助时济传教的人或获流刑，或处杖责。至于被时济蛊惑入教的百姓，则“概从宽免究，以省拖累”，同时于各州县粘贴布告，“令其改邪归正”。（朱批奏折，署理两江总督尹继善奏为审明蒋祖法等十三人饿毙焚尸案）
此时尚属“以案论案”的阶段，并未触及龙华会背后的张保太大乘教。但两年后，贵州又发生了牵涉该教的案件，最终影响到清代治理“邪教”政策的改变。其实张保太此前已多次涉入案中。雍正八年，张保太“因倡立西来邪教，哄诱乡愚”案发，处绞监候。遇赦获释后，乾隆三年又因与外人接洽，被押解到昆明看守，直到乾隆六年病死。乾隆五年江苏、浙江两省发生燃灯教、五伦教案，牵连十几个州县，六年后亦发现与张保太大乘教密切相关。
乾隆十一年贵州发案后，清廷才查清，张保太大乘教经过四五十年的经营，已形成滇、黔、川三省为中心，影响及于湖广、江南、两广的庞大传教网络，甚至北方的山西、京师等地也有其信徒。兼之四川教首刘奇等人散布“借窍临凡度众”的张保太转世之说，编撰《东明历》等书，谈论历代兴废，因而引起了乾隆帝的高度警觉。他认为张保太大乘教既造成太湖惨剧等案在先，现又查明案涉多省，入教人数众多，因而批示“不可以寻常邪教视之”（《清高宗实录》）。当时案首张晓（云南教首）、魏王氏（贵州教首）、刘奇等人，均照“谋逆律”“妄布妖言煽惑人心律”等处以凌迟、斩立决极刑，连已死多年的创教者张保太也被开棺戮尸。西南大乘教由此遭到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清理，“逆书”亦被查出销毁，其传播和影响才算告一段落。
作者简介
郑永华，1968年生，湖南邵阳人。历史学博士，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秘密社会史、北京宗教史、清代史表编纂等方面的研究。著有《清代秘密教门治理》《近代以来的会道门》（合著）等。
孔祥涛， 1964年生，山东济宁人。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秘密社会史、邪教问题等方面的研究。著有《世界邪教问题与反邪教斗争》《邪教·会道门·黑社会》（合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