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7月31日，革命党人、新闻记者沈荩（jìn）被杖毙狱中。其死因扑朔迷离，一种说法是由于泄露清廷与俄国签订的秘密条约而惹来杀身之祸；另一说法是各地报界事故频发，清廷杀一儆百，以儆效尤。沈荩之死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清廷对于此案处理失当，受到中外舆论的一致谴责。
沈荩，祖籍江苏吴县，随其祖到湖南，寄籍善化（今长沙县）。沈荩自幼天资聪颖，为人狂放不羁，鄙视科举，无意功名，但心怀大志，常与友人纵谈天下之事，并与好友组成文社，议论时政，因成员有12人，湘人称为“十二神”。变法维新时期，沈荩与谭嗣同、唐才常交往密切，积极参与新政。变法失败后，他随唐才常来到上海，与唐才常等组织自立会，筹组自立军，往返于湘鄂之间，准备发动武装起义。1900年，自立军起义，沈荩为右军统领，起事于湖北新堤（今洪湖）。由于经费缺乏，部署疏漏，汉口自立军机关被张之洞破获，沈荩之右军也旋即告败，唐才常等遇难。自此沈荩进入清廷缉拿黑名单，开始了逃亡生活，经武昌至上海，辗转于京津等地，于1903年7月10日被捕。
沈荩被捕后，清廷唯恐夜长梦多，决定速杀之。他从被捕到被杀仅20天。因七月正值光绪帝生日，为万寿月，一般不杀人，慈禧太后决定改为杖毙，即用棍棒活活打死。时《大公报》载，行刑之状惨不忍睹，刑部“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骨已如粉，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一年后，维新志士王照获罪下狱，恰巧关在同间牢房，其《方家园杂咏纪事》记：“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沈荩死时惨烈之状，不忍回想。
按清律，颠覆朝廷之罪当诛九族，以此推论，沈荩被杀本属难免，但行刑时间和行刑方式却给后人留下诸多疑惑。中国古代处决犯人有时间规定，常规是“赏以春夏，刑以秋冬”。清代刑法规定，“每年正月、六月及冬至以前十日，夏至以前五日，一应立决人犯及秋、朝审处决重囚，皆停止行刑”。处决沈荩正为夏季，不符常规。采取杖毙之刑，也令人生疑，据此引发对沈荩之死的诸多猜测。
一种猜测认为沈荩作为记者，泄露了中俄秘密条约，招来杀身之祸。持这种说法者以章士钊撰写的《沈荩》一书为代表。据章书记载，1903年3月，“俄政府有要求满政府之密约七条，如下：(一)清国不可将东三省之地卖与或租赁于列国。(二)沿营口至北京之电线铁路，俄国可于其旁另自架设别线。(三)不论何事，清国于北清苟有建设，不得佣雇他国人。(四)营口海关税务，当使中俄银行管理，税关长必用俄国人，且令税关兼理检疫事务。(五)东三省地除营口外，不得开放为通商市场。 (六)蒙古之行政组织不得有所变更。(七)拳匪乱事以前，俄国所得之权利，不得有所损害”。章士钊称：沈荩作为记者获取密约内容并公布中外，全国震惊，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又因条约涉及列强在华利益，各国亦颇多微词，清廷一时间不知所措。后经调查乃沈荩散布所为，恼羞成怒，于是杖毙沈荩。针对这种说法，当时报刊《江苏》和《浙江潮》也发表过评论：“沈荩之被惨戮，其原因终不得而知。或曰:满政府与俄人订密约七条时，沈君适为天津某报馆之访事，闻之而首发表于某报纸。其事既表白于天下，于是内地各处电达政府，竭力抗拒者踵相接。满政府因而怒沈君，遂杖杀之。”但经过研究，彭平一先生《关于沈荩与“沈荩案”若干史实的补证》，严洪昌先生《1903年“沈荩案”及其影响》两文对沈荩泄露密约一说均提出质疑，并已论证其不可能发生。
另一种猜测认为清廷有杀一儆百之意，目标直指“《苏报》案”。1903年，《苏报》在上海外国租界地区因发表推翻帝制、实现共和的文章，遭到镇压。当时《苏报》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大力赞扬和鼓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专制。之后，又发表章炳麟（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直呼光绪皇帝为“载湉（tián）小丑”，讥讽康有为和慈禧太后都是“汉族公仇”。于是，清廷宣拿章炳麟、邹容等人，要将辱骂皇帝、宣传革命的章、邹二人处以极刑。但因此事发生在公租界，按照《上海租借权限章程》规定，原告应在公租界审判。由于列强在侵华过程中矛盾错综复杂，对于清廷的“引渡”要求，态度不尽一致。据《中外日报》载：“近在北京地方各公使因上海苏报馆一案，英国参赞之意，以为诸人不应交与华官，日本公使以为未尝拘人。以前上海道既与各国领事立有约章，现在即应照约办理。惟俄、法两国则欲助中国政府，将诸人交于华官，故其中彼等之意见各不相同。美公使之意以为莫妙于仍交上海领事办理此事也。”正在各方争论不下之际，沈荩被捕。清廷对当时报界鼓吹革命早已恨之入骨，可怜沈荩，遂成替罪羊。
笔者认为，沈荩之死最主要原因应是其曾为自立军。晚清帝后斗争异常激烈，自立军起义时提出的“光绪帝复辟”和“逆后当权”等诸多“狂悖”言论，是慈禧太后决不能容忍的，且公开叛乱罪不可赦，沈荩也因此早在通缉之列。当沈荩在京津之地辗转之际，被人秘密盯梢，奏陈慈禧太后。在现存的一份没留姓名的宫中档密帖中，告密者称沈荩乃通缉要犯，为自立军头目，“隐匿京师南城外，行止无定”，“与外洋内地匪党及大学堂同乡办事人密通消息”，“若不设法歼除，诚恐异外生节”。在这份三百字的密贴中丝毫未提泄露密约一事，但却提及自立军首犯唐才常等已“获正法”，言外之意，沈荩早该杀了，以此推论，沈荩被速杀杖毙也就不难理解了。
“沈荩案”引发中外舆论对清廷的不满和愤怒。当时《中国日报》发表唁文:“沈君之死，鬼神为之号泣，志士为之饮血，各国公使为之震动，中西报纸为之传扬。是君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泰晤士报》认为清廷“狠心残暴，为历来刑法正义中所稀有”，将来“必有不得久安之势”。各种报纸争相报道，进一步揭露清廷的残暴统治。在中外舆论的谴责下，清朝统治愈发不得人心。
“沈荩案”的发生使清廷不得不放缓了对“《苏报》案”的追究，舆论的谴责使章炳麟、邹容等人免遭屠戮。“《苏报》案”发生后，清廷急于杀害章炳麟、邹容等人，可他们是在租界被捕，列强对于是否将其“引渡”给清廷争执不下。媒体对“沈荩案”的报道给了租界当局很大压力，一些外国官员也由此认识到清廷钳制舆论的野蛮行为，这些因素最终让租界当局决定拒绝清廷的“引渡”要求，从而在客观上保护了章炳麟、邹容等人。
“沈荩案”等晚清一系列报案，促使清廷对于僵化的舆论钳制政策进行反省，并最终促成相关法律的出台。1906年，奉命出洋考察宪政的载泽等五大臣先后回国，在奏折中提出“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晚清风起云涌的舆论环境迫使他们承认，唯有主动立法，放宽一些言论自由空间，才能有效加强舆论控制。由此，清廷先后在1906年和1908年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和《大清报律》等新闻法规。制定和颁布新闻出版法律，虽是清末实行新政的一项内容，而“沈荩案”的发生、处理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无疑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作者简介
张建斌，1985年生，辽宁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