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一百五十年前的1861年（咸丰十一年），清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总理衙门，亦简称总署或译署。它是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为办理纷繁复杂的涉外事务而设立的正式外交机构。自总理衙门建立至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改设外务部的40年中，中国近代外交制度逐步得以确立。
鸦片战争以前，清廷一直未设置专门的外事机构，凡有藩属朝贡事务或对外往来与交涉事宜，均由礼部、理藩院兼管。在对外贸易方面，则多交粤海关办理，授粤海关监督、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等以外贸管理权，政府也不直接同外商打交道，一切事务均由“十三行”的行商居间承办。如遇重大对外交涉，则由皇帝派钦差大臣办理。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外交格局被打破，“五口通商”（指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使外交事务日渐频繁，清廷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设置五口通商大臣，特加钦差大臣衔，负责办理与各国通商事宜，实际上承担着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任务。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势力逐渐从沿海扩大到长江流域，从华南伸展到东北，中外交涉也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领域。列强不愿以“外夷”身份同清廷打交道，亦反对通过礼部、理藩院及沿海督抚进行间接交往，强烈要求清廷设立专门的外交机构。1860年（咸丰十年）6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同时发布上谕由其弟恭亲王奕督办和局。次年初，奕等上《统筹夷务全局折》，酌拟了六条章程作为办理外交的对策。其首要一条，就是奏请另给公所，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管各国事务。不久，咸丰帝即批准了六条章程，但因当时“通商”即外交之习惯用语，于是定名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奕等人急忙再奏，称：如外国使臣见有“通商”二字，必定误认总理衙门“专办通商，不与理事”，既多饶舌，又滋疑虑。“应请该酋等来询问时，告以臣等即系总理各国事务，并一面行知礼部，铸造关防，拟节去‘通商’二字。嗣后各处行文，亦不用此二字，免致该夷有所藉口”。咸丰帝并无限制总理衙门外交权力的意图，立即朱批“依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随即成立。
总理衙门设立后，奕等人拟定了未尽事宜章程十条，内容包括建立衙署、挑选司员、办公制度、经费开支等。此前，战时办理涉外事务的“抚夷局”设于地安门外嘉兴寺。但在寺院办公只是权宜之计，奕原拟在礼部设所，但考虑到礼部为考论典礼之地，“体制较崇”，“夷酋”时常往来，“殊与体制未协”，如借用礼部大堂接见外使，则“尤多窒碍”，于是决定另立衙署。当时总理衙门被定义为“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的机构，显见清廷对外交仍缺乏清醒认识，并无长久打算。由此，最终决定“义取简易”，“一切规模，因陋就简”，将东堂子胡同原铁钱局公所加以改修整理，作为总理衙门的衙署（今东堂子胡同49号院）。
总理衙门组织体制“一切均仿军机处办理”，官员亦分大臣、章京两级。大臣无定员，规定以亲王一人领班，为首席大臣，遇事由其领衔上奏；其他则由皇帝从军机大臣、内阁学士、各部尚书、侍郎中“特检入值”，统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最初，仅设大臣及大臣上行走共3人，咸丰帝委派奕及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担任。总署的章京承担具体工作，由内阁、部院、军机处挑选保送，初设满汉各8人，后增至各10人，遂为定额。另有地位较高的总办章京满汉各2人，帮办章京满汉各1人，负责综理日常事务，记录交涉会淡，照料外交仪式。同治朝以后，总署又增设章京，并实行分股办事。初分英国、俄国、法国、美国四股，分掌该国及其他有关国家交涉及贸易、留学、华工等事务。后于光绪九年（1883）增设海防股，掌理南北洋海防等事。附设机构有京师同文馆和海关总税务司署。
总理衙门原本是单纯的外交机构，咸丰十一年（1861）秋辛酉政变之后，奕成为议政王大臣兼首席军机大臣，由他主持的总理衙门的地位也随之提高，其实际职权远远超出严格的涉外事务范围，一时间俨然成为总管洋务新政的中枢。正如《大清会典》所载，总理衙门“掌各国盟约，昭布朝廷德信，凡水陆出入之赋，舟车互市之制，书币聘飨（xiǎnɡ，用酒食招待客人）之宜，中外疆域之限，文译传达之事，民教交涉之端”，以及各国使臣来贺等事，均交该衙门执掌办理。
总理衙门打破了传统的外交格局，全面负责清朝外交和洋务，开启了中国外交走向世界的历程。
（一）、尝试派使出洋。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允许外国公使驻京。列强纷纷派遣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却一直未曾遣使出洋。同治五年（1866），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告假回国，奕认为“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yú,担心）隔膜”，于是派知县斌椿带其子及同文馆3名学生，随同赫德出国考察。其任务是将各国的山川地理及风土人情详细记载、绘图贴说，带回国内以资引证。这是一次观光旅游性质的出使，但却是总理衙门派使出洋的第一次尝试。斌椿等人周游欧洲十一国，西方国家对此举表现出赞赏态度，打消了清廷的疑虑，初步验证了遣使的可行性。
（二）、派遣外交使团。同治七年，《天津条约》规定的十年修约之期将至，清廷担心列强趁机“索要多端”，急欲事先遣使笼络各国。然而，考虑到外语、外交经验及中外礼仪等问题，一直未能遴选到合适的官员担此重任。恰逢当时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辞职回国，奕认为蒲氏“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遂奏请让蒲氏代表中国出使。清廷即派蒲氏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命总理衙门章京志刚和孙家谷会同办理交涉，并任命英国驻华使馆翻译柏卓安（John M.Brown）和法籍海关职员德善（E.de Champs）为左右协理，另有中国秘书和随行人员30余人一起组成出使欧美各国使团。蒲安臣使团先后访问美、英、法、瑞典、丹、荷、普鲁士、俄等国。其间蒲氏病故，志刚主持使团继续访问了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次出访由外国人领衔，虽然不太光彩，但奕认为此举“于中外一切交涉事件颇为有益”，进一步增加了清廷对外遣使的信心。
（三）、确立使领制度。随着对外交涉日渐增多，总理衙门大臣多次奏请清廷确立出使制度。光绪元年（1875），清廷任命郭嵩焘为出使大臣，旋又正式派为驻英公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同年，陈兰彬任驻美公使，次年，许钤（qián）身为驻日公使，1877年11月，刘锡鸿被任命为驻德公使，兼任驻奥匈、荷兰公使。1878年，崇厚为驻俄公使，这年又设驻法公使，并由郭嵩焘兼任。为保护华工、华侨权益，清廷先于光绪元年在美国旧金山设置总领事，抚绥侨民，管理商务。次年，郭嵩焘奏准于英属新加坡设立领事，同年设立日本各口岸理事官（后改为领事官），五年设立檀香山领事，八年设纽约领事，十年设吕宋领事、仰光领事，二十年置韩国各重要口岸领事等。使领制度的逐步确立促进了海外使领馆的日渐完备，总理衙门居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晚清，中国的外事机构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临时部门到固定建制的过程。总理衙门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正式的外交机关，是后来外务部、外交部等专门外交机构的雏形，对于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张晓玮，女，1983年生，河南安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工作人员。发表有《钱编<清季职官年表>之“福建陆路提督”表校勘及补遗》、《晚清广东地方的外交官制》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