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曾有一起“彭家屏案”，长期以来一直被当作单纯的文字狱，但实际上，此案背后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乾隆帝南巡路过位于苏鲁豫皖交界处的江苏徐州，已致仕（退休）的前布政使、河南夏邑籍官员彭家屏前来见驾。乾隆帝向他询问百姓生活状况，彭家屏奏报，上年秋天河南夏邑、商邱（今商丘）、虞城、永城等四县遭受严重水灾，百姓生活困苦，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瞒报灾情，百姓无法获得赈济。乾隆帝不以为然，认为彭家屏只是在发牢骚。他向图勒炳阿询问有关情况，后者坚决否认。乾隆帝让他带彭家屏到夏邑等地勘查后据实奏报，不久，图勒炳阿回奏说只是有些积水，并无大灾。

　　乾隆帝并未深究，可他三个月后再回到徐州时，又有夏邑百姓张钦在路上拦驾叩阍（吏民因冤屈等直接向朝廷申诉），状告河南官员瞒报灾情。前不久乾隆帝视察徐州河工时，也曾发现当地受灾百姓“鸠形鹄面”。夏邑与徐州相距不远，乾隆帝想起彭家屏此前的奏报，于是派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观音保微服私访，勘查受灾状况。

　　没过几天，又有夏邑人刘元德状告县官不称职，希望更换贤良。乾隆帝被接二连三的叩阍弄得很不高兴，怀疑背后有人指使，让人对刘元德严加审问。刘元德供认自己是受夏邑生员段昌绪指使，于是乾隆帝派侍卫成林前往查核。

　　成林去后，观音保回来了，他奏报说夏邑等四县已经连续四年收成不好，积歉已久，去年水灾尤重，百姓度日艰难，以至于卖妻鬻子。他还花四五百文钱买了两个孩子，并将卖身契呈上。乾隆帝大为震惊，认识到图勒炳阿匿报灾情的严重性，将他发往乌里雅苏台军营，自备资斧效力赎罪。夏邑、永城知县也被革职拿问。但乾隆帝在上谕中强调，处理此案不是根据彭家屏的报告，也不是因为张钦等人拦驾告状，而主要是他派人密访得知。如果将来有人效仿彭家屏等越级告状，挟制官长，一律严惩不贷。彭家屏并未得到奖励，反而很快身陷另一场大案之中。

　　成林到夏邑后，在段昌绪家搜出了吴三桂反清檄文一张，“阅其伪檄，则皆毁谤本朝之言，极其悖逆。而昌绪为之浓圈密点，加评赞赏，见者无不发指。”（《清高宗实录》）这就改变了案件的性质，民告官隐匿灾情变成了谋反大案，叩阍告状的百姓变成悖逆之人。前几天一直忙于惩治官员、赈济灾民的乾隆帝勃然大怒，立刻撤销了图勒炳阿的处分，让他查办此案，两个知县也官复原职。清朝政权的合法性是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乾隆帝感到，反清思想仍然顽固地存在于民间，其严重性大大超过匿灾不报。

　　此时，乾隆帝将这些事都和彭家屏联系在一起，于是派直隶总督方观承会同图勒炳阿查抄彭家，看是否也有悖逆文书。为什么乾隆帝有如此想法呢？查阅彭家屏的官场经历会发现，乾隆帝对他的成见由来已久。

　　彭家屏是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授刑部主事，后逐渐升迁，任布政使达十四年之久，因善于处理繁难事务，颇有声名。乾隆十四年（1749），江西巡抚出缺，由彭家屏护理。按当时官场惯例，他再升职也在情理之中，但直到退休，彭家屏一直辗转于江西、云南、江苏几省布政使之间。这期间有一件事，让乾隆帝对他的印象非常不好。

　　乾隆十六年，河南巡抚鄂容安奏报归德府缙绅抗粮不交，其中就有彭家屏家，而且其弟彭家植还打死佃户，隐匿不报。事发后，乾隆帝指示严加惩处，所有积欠加十倍处罚，彭家屏等被交吏部严议。虽然彭家很快将罚款缴清，彭家屏得以留任，但这件事让乾隆帝对他心生厌恶。彭家被描述为一个为富不仁的地方大族，家拥厚赀，田连阡陌，却凌虐细民，致死佃户，令乡里侧目，甚至仗势抗粮不交，带头与官府对抗，显然有恶霸之嫌。

　　乾隆十九年四月，彭家屏从云南布政使任上再次调任江苏布政使，乾隆帝知道多年得不到升迁的他肯定心怀不满，在他谢恩请训时专门告诫：“一切尽心实力办理，不必猜疑。用汝繁剧之任者，以汝能办事也。汝既不能奈人何，人亦不能奈汝何。但自己信得及，恩怨置之度外可也。若有退缩顾望，转关求媚之意，则失之远矣。”乾隆二十年，两江总督尹继善以彭家屏年老不胜繁剧，请求勒令其退休。乾隆帝在上谕中说：“彭家屏非不胜繁剧之人，只以为布政使最久，后于彼者皆至巡抚,心怀怏怏，不肯努力耳。”彭家屏终究以布政使之职悻悻致仕，几十年官场生涯就这样在郁闷中落幕。

　　当方观承等搜查彭家时，乾隆帝将彭家屏召至京城审讯，诘问他是否存有吴三桂伪檄。彭家屏开始极力否认，但在一再逼问下，终于承认自己家中藏有明末的几部野史，包括《潞河纪闻》、《日本乞师》、《豫变纪略》等书，后来又供出有《酌中志》、《南迁录》及一些钞本小字书，都是记载明朝天启、崇祯年间政事的。乾隆帝立刻谕令侍卫三泰前往查取。三泰等人到夏邑时，河南布政使刘慥（zào）已经前往彭家，查抄了四十余箱衣物，可无论如何翻箱倒柜，也没找到彭家屏说的那几部书。三泰将此情况奏报，乾隆帝大为不悦，令其会同方观承等认真搜查，并要求对彭家屏的家人分别质询，同时命令他们前往归德，严加审讯彭家屏的儿子彭传笏，“速行据实呈出，尚有可宽之路；如坚执不认，即当照律缘坐，立行正法”。

　　不久，方观承奏说，刘元德供出：彭家屏见驾后，在乡里吹嘘朝廷赈济夏邑是自己的功劳，而彭家的家人、佃户，也都跟着在外张扬。刘元德等人听说后，才产生了叩阍的念头，还将呈词托人给彭家屏看过。方观承请求以此治彭家屏罪。乾隆帝则认为，“主使之罪轻，收藏逆书之罪重”，关键问题不在炫耀乡里，也不在唆使叩阍，而在于收藏明末野史。

　　同一天，乾隆帝收到追查审讯伪檄和野史的报告。段昌绪的逆檄是由一个叫司存存的人抄给的，司存存抄自司淑信，司淑信得自当地士绅郭芳寻，而郭芳寻已死，此外并无传抄之人。至于彭家的野史，彭传笏供称，听到段昌绪伪檄之事后，就赶紧查阅家中书籍，见有明末钞本等书，恐有违碍，没来得及检阅便概行烧毁。虽然没有看到这些书的内容，但乾隆帝判断：“以彭家屏居心观之，则其所钞藏者，自系诋毁悖逆之词。”这些书是从哪儿来的呢？彭家屏供称得自徐乾学家。徐乾学是康熙朝大学士，顾炎武的外甥，以学问优长领袖士林，亦以文学见用于康熙帝，长期侍从南书房。这样的话牵涉面太大，而且都是几代人以前的事了。乾隆帝不再追究，将所有罪责都归到彭家屏等人身上。

　　这年六月，彭家屏父子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家产入官。段昌绪斩立决。不久，图勒炳阿再奏，彭家屏所刻族谱取名《大彭统记》，将彭氏一姓追溯到黄帝、颛顼（zhuān xū，传说中的上古帝王，为黄帝后裔）时期。这本是汉族士人炫耀出身的一种惯用手法，可乾隆帝认为，彭家屏身为臣庶，却自居帝王苗裔，尤属悖谬，而且在刻印时对皇帝的名字也不避讳，又属目无君上，大逆不道。罪上加罪，便不等秋后问斩，直接赐令彭家屏自尽。为表现自己的宽大仁慈，当彭传笏将被问斩时，乾隆帝则网开一面，免于勾决。

　　乾隆帝杀彭家屏，其来有自。他兴起文字狱，是认为彭家屏的政治立场有问题；抗粮事件的背后，则反映出彭家屏陷入了当时的满汉党争。奏报彭家屏抗粮不交的鄂容安是满洲重臣鄂尔泰之子，属于乾隆初年得势的新贵宠臣。乾隆帝在上谕中透露，彭家屏属雍正旧臣李卫一党，“乃李卫门下一走狗耳”。乾隆帝一直对李卫非常不齿，认为因李卫与鄂尔泰不和，才使得彭家屏经常参劾鄂尔泰、鄂容安父子。所以，彭家屏早已深深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了。

　　作者简介

　　刘文鹏，1972年生，河北宁晋人。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政治史。著有《清代驿传及其与疆域形成关系之研究》，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