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确立于隋唐，历经宋元尤其是明清的不断演变，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除，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深远的一种选官制度和教育制度。

　　科举考试以儒学为正宗，保证了维护皇权的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它容许所有的士人参加考试，建构了一种相对公平、公开的竞争机制；经过严格考试后的官吏，大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准，保证了官吏的基本文化素质；大量的民间士人进入官场，既解决了统治者对人才的渴求，又保证了官吏的新陈代谢，缓解了社会矛盾，同时还推动了与之联系最密切的教育发展。

　　但是，科举制毕竟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产物，当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官办和民间教育不断提升，中国社会逐渐走向近代，科举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尤其是近代人才的培育难以解决。

　　突出表现是，明清以来推行的八股考试方法，将考试的内容局限在四书五经的狭小范围内，空谈“义理”，脱离实际。八股取士用八股文将士子们的思想困在封建纲常礼教中，又以功名利禄将他们牢牢吸引。与科举考试紧密相连的书院、私塾，更无法和欧美崛起的现代教育相提并论。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存在，使近代教育难以发展，科技人才难以选拔。科举制所要求的陈腐僵化的教育内容，造就了士子们死守“成法”的禁锢性思维，对任何社会变革都加以反对。视野狭窄、目光短浅的读书人，与近代化的各种新型科学技术人才要求相去甚远，与富国强兵和现代工商业发展的要求严重脱节，不能解决近代化建设中的人才需求。所以，龚自珍、魏源等有识之士抨击科举制“病国害民”，呼吁“不拘一格降人才”。魏源还建议清政府在东南沿海招收一些能工巧匠，授以西方军事、工程等先进技能和科技知识，考试合格者，给与举人、进士出身。

　　19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引进西方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中心的洋务运动的兴起，如何培养近代新型人才的问题更为迫切，批评和改革科举制度的呼声日高。李鸿章等洋务官员，从办理外交、创办工厂企业、修铁路、搞通讯和练海军等洋务事业急需新式人才的角度出发，也呼吁改革科举制度，特别是修改考试内容。李鸿章上奏清廷，提议：1.清除科举考试“所用非所学”的弊病，把洋务和科技列入考试范围，“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2.设立洋务局，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数门”，学有所成，经考试合格者，“与正途出身无异”（参见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四）。考试内容就是强有力的“指挥棒”，事关读什么书，走什么路。一些官员担心考试科目一变，儒家义理必然弱化，封建体制将受严重冲击，坚决反对考试内容变革。清廷本无意变科举，对李鸿章之议置之不理，不了了之。

　　无奈之下，李鸿章等洋务官僚在东南沿海办起了20多所洋务学堂，涉及外语、科技、工程、通讯、航运、军事等许多方面，还于1895年在天津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大学——天津中西学堂（1903年更名北洋大学），同时向美国、欧洲选派了包括詹天佑、严复在内的200多名留学生，以解决洋务人才的燃眉之急。这无形中又拓展了一条人才培养的新途径，是对传统科举制度的严重挑战。

　　1898年的戊戌变法，进一步揭露了科举制的严重问题。康有为指斥科举制是一种过时的、无用的、愚民的自欺之策，所考中的翰苑清才“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其恶果是使举国“野皆愚民，庠皆愚士，朝皆愚吏”，提出在当前“万国交通”、竞争激烈的新形势下，必须“立废八股”，改试策论。梁启超抨击科举制是毒害腐蚀中国的“大蠹”，八股取士是愚民政策，“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严复则明确指出，八股取士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危害，“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遂贫弱”。

　　社会各界对科举制尤其是八股取士的严厉批判，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一时间，“缙绅士庶、田夫市侩以及识字妇女、学语小儿，莫不交口而訾（zǐ，说人坏话）曰‘八股无用’”。1901年8月，清廷诏令废止八股取士。1901年后，随着清政府“新政”的全面推行，在军事、教育、法律、官制、工商、农林，乃至宪政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对新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几乎成了举国上下的一致呼声。与此同时，各种新式小学、中学、师范、实业、军事，乃至大学、留学生教育等，发展迅猛，旧式的科举教育已经萎缩、退化。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联合上奏，请求废除科举，推行现代教育制度，大力培植新型人才。清廷准奏，决定从1906年停止所有科举考试。靠科举谋前程的传统士人不得不进学堂、入军营，有钱者出国留学，穷苦者则流落城乡，以寻求新的出路。这虽然引发了不少士人的不满和社会动荡，但有力地推进了新学堂和留学教育的迅猛发展，迎来了划时代的教育大变革，为中国现代教育的确立奠定了根基。可以说，没有科举制的废除，就不会有中国的现代教育。

　　废除科举，意义重大，但选官选才的问题却并未得到解决。清末由于缺乏决策过程中的民主机制和政治家的决断能力，在没有经过充分讨论、辩驳，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匆忙废除科举，所带来的后遗症极其明显。

　　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中曾设计了一个“考试权”，旨在实现选官的公正和吸纳精英分子。但由于和“行政权”的矛盾和缺少可操作性，变为一纸空文。其中的节点在于，找不出一个既公开、公正、平等竞争，又评判合理，操作简便易行，真正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优越的用人制度，来代替科举选官。

　　民国时期，由于失去了科举选官的基本标尺，官吏的选拔五花八门，乱象丛生，有举荐的，有凭学历的，也有考试的，更多的则靠美其名曰“举贤”的长官意志，拉帮结派，甚至金钱贿赂、拉关系、走门子。考察民国时期的选官制度，随意性非常大。选官之腐败、操作之黑暗，更令人发指。

　　历史地看，废除科举，对现代教育的发展是有利的，对比较公平有效的选拔官吏则是有害的。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保留科举制的选官职能，并结合社会的演变，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以考试为核心的选官用人制度；废除科举制的教育功能，剔除固有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支持新型学校的建立和留学教育的发展。

　　作者简介：

　　李喜所，1946年生，河北涉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兼任南开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天津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美国黄兴基金会研究教授、德国明斯特大学客座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特约研究员等。代表作有《中国近代史——告别帝制》、《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留学通史》、《梁启超传》等16部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