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廷敬，是康熙朝的重臣，山西泽州（今晋城）人。顺治十四年（1657）中举，翌年应会试，为进士。历任内阁学士、经筵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左都御史，吏、户、礼、工各部侍郎、尚书，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一生未外任，一直在中央各部院为官，前后半个多世纪，几乎与康熙朝相始终。

　　陈廷敬多年职掌各部院。六部是分管国家政务的职能机关，大学士则是“赞礼机务，表率百僚”的最高官员，官居一品，位列文班之首，“勋高位极，乃以相授”。雍正帝设置军机处后，“任军机者，自亲王以外，其领袖必大学士，唐、元三公不及也”，故清人称之为“宰辅”。

　　作为中央部院执政大员，陈廷敬的为政思想，最主要的是：政府行政应“因时制宜”与“勿循旧例为便”。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说：“公（陈廷敬）所陈，切中时弊，棘棘不苟同。”所谓“棘棘不苟同”，就是说陈廷敬上疏陈说时政，不从流俗，不人云亦云，而是敢于直陈己见，无所瞻顾，其言虽然棘刺，却往往切中时弊。陈廷敬认为，言官条奏“贵乎简明”，重在“论事”。然而，进言者“颂圣”之词连篇累牍已成故套，冗词多而论事之言反少。他说，皇帝“圣学圣治，丰功懿德”，自有史官书之，儒臣记之，何待言官建白之时缀述？不然，通篇充斥于事无补之言，虽是“颂圣”却有烦皇帝阅览。故“祈敕科道官，不得踵习前弊，多引烦词。如有不遵，量加处分”。如此，可以息侥幸邀宠之风，而长梗直謇谔（jiǎn è，正直敢言）之气。

　　陈廷敬的为政主张，在当时是需要一定政治勇气的。清帝为政，奉“敬天法祖”为圭臬。所谓“法祖”者，就是说祖宗所定之规已成定式，需遵循效法，不可违，为政之道重在率由旧章、循例办事。但是，如若一味固守旧章成例，面对已然变化的现实，自然扞（hàn）格（扞格，指互相抵触）难通，或弊端丛生，或误时误事。正如陈廷敬所说：“苟不因时变通，其弊将无所底止矣。”因此，他认为，“法久弊滋，所贵因时制宜，务使便民裕国”。明确指出，由于时事变迁，治理亦因之而变，这是必须遵循的行政办事原则，也就是“所贵”之所在。而“因时制宜”的根本目的，则是“便民裕国”。他还进一步申明：“国家之法，本以便民，苟有利于民，即于国无利，犹当行之。”孟子有“民贵君轻”之说，陈廷敬“利民”而重于“利国”的思想与政治主张，是儒家“国以民为本”的精粹体现。

　　康熙二十三年（1684）正月，陈廷敬由礼部右侍郎调吏部左侍郎，兼管户部钱法。其时，不法之徒销毁制钱，当铜出卖，以射（谋求）厚利，制钱因而日少价贵。流通的制钱不足，民有所不便。陈廷敬奉命清理钱法，上《制钱销毁滋弊疏》，大胆提出“改易钱法”，其所依据的就是“法久弊滋，所贵因时制宜”。他说：“自古铸钱时轻时重，治平之世，未有数十年而不改易者。”钱法之所以必须改易，是因为“钱价甚贵”。以往规定“每钱一千值银一两，今则每银一两仅得钱八九百文。盖因奸宄（ɡuǐ，坏人）不法毁钱作铜，以牟厚利之所致耳！夫销毁制钱，著之律令，其罪至重。然而不能禁止者，厚利之所在故也”。现今铜价每斤值银一钱四五分，计银一两仅买铜七斤七八两。而毁钱一千，得铜八斤十二两，故不法之徒毁钱作铜。毁钱卖铜为厚利所在，故虽重其罪而不能止。也就是说，经济犯罪，仅靠加重其罪的办法是难于根治的。

　　陈廷敬改易钱法，主张以经济手段解决经济犯罪。一是将制钱改重为轻。现行制钱是每文重一钱四分，“今若改铸重一钱之钱，毁钱为铜既无厚利，则毁钱之弊将不禁自绝。钱不毁而日多，则钱价平而有利于民矣”！二是增加铜的产量。为此，必须减轻开采重税，甚至“停其税收”，以鼓励开采。他说：“近来采铜之地，税收过重，至开采寥寥。”皆因地方官借征税而大肆舞弊，以致征税有名，而无开采之实。“此后应一切停罢，听民自便，或有开采，而铜价亦因可以得平”。陈廷敬“因时制宜”改易钱法、以解决销毁制钱卖铜图利的建言，切中时弊，康熙帝令下部议行。

　　清代行政的又一重要依据，是遵循成例。康熙帝说：“国家诸务，恃有成例，苟无成例，何所遵循？”所以清代的“则例”、“事例”繁多。纷繁复杂的则例，不仅吏胥之辈左右逢源引例以图私利，而且沿例办事，往往于事无补。例如，赈灾本是急务，沿例则必须公文往返，一再请示，结果是拖拉误事。陈廷敬大胆直言，赈济灾民，蠲（juān，免除）免钱粮，“勿循旧例为便”。

　　康熙二十四年（1685），时任左都御史的陈廷敬，上《请议水旱疏》，认为“救荒如拯溺”，稍迟时日，就会死人。然而则例所限，却延误不及时。他说，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山东省题报济宁、海丰等遭受水灾。户部“题复，令委员踏勘”。两个月后，至十一月，山东以踏勘成灾分数，以及应蠲免钱粮造册报告。户部议复准行，再令分别明晰地亩高下与受灾情况。这又费时数月。至康熙二十四年四月，山东巡抚张鹏“题济宁等三县，并无捏报被灾分数，照例请免本年钱粮”。户部这才复准蠲免。陈廷敬说：“一水灾之报也，巡抚初题报其情形，再题报其分数，三题称无捏报。此一水灾之免也，该部（户部）初复令员踏勘，再复令其分晰地亩高下，及具题至三也。”如此反复行文，拖延八个月，蠲免方获准行。救荒蠲免，近京师省份已逾半年，远者将不止一年，远水近火嗷嗷待哺之灾民何以渡荒？陈廷敬指出，其所以如此反复行文迟回者，“非故为郑重也，所行之则例然耳”。为此，他大胆直言：“臣愚谓被灾分数即见，地亩高下既有册结可据，即宜具复豁免。”如此，可“上宣圣主勤民之意，下慰小民望泽之心，中不使猾吏奸胥缘为弊窦，勿循旧例为便”。陈廷敬请破除旧例，其建言切中时弊，因之再一次被采纳，“疏下部议，令嗣后巡抚题报灾情后，速分晰高下具题，户部复核无舛（chuǎn，差错），即准蠲免”。

　　陈廷敬“勿循旧例为便”的为政主张，是与其“因时制宜”的行政思想一脉相通的。在清代官僚政治以循例办事、墨守成规为特征的官场中，陈廷敬的主张，不乏政治上的卓识。

　　作者简介

　　王思治，1929年生，四川省自贡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清史论稿》、《清代通史·康熙卷》、《康熙大帝》、《康熙事典》、《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等，并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三、五、八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