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书房在紫禁城乾清宫南庑（wǔ，堂下周围的走廊、廊屋）的最西端，亦称南斋，是康熙至光绪间清代皇帝文学侍从值班之所。康熙帝通过设置南书房，学诗习书、钻研文史、研修经典并探求治国方略，是一位酷爱学习的皇帝。
康熙帝自幼勤奋好学，亲政后更是迫切希望学习掌握儒家学说以及治国经验。康熙十年（1671），他任命一批通熟儒家经典和历史知识的官员担任经筵讲官，又从翰林院选出10人充当日讲官员。十二年二月，康熙帝又改隔日进讲为每日进讲，以满足他的求知欲。
在经史文学上不断进取的康熙帝，产生了身边应常有内廷翰林侍值的想法，说：“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内阁大学士、学士随后奏称：皇上勤书写，甚盛事，皆应钦奉上谕遵行。选择翰林，寻取善书之人，相应交与翰林院。康熙帝表示同意。
康熙十六年（1677）十二月十七日，翰林院侍讲学士张英、内阁撰文中书高士奇以南书房侍从身份入侍内廷，清宫档案《南书房记注》从这一天开始记载，标志着南书房作为一个内廷机构的正式设立。南书房侍从过着天子侍臣的生活，张英、高士奇二人并赐府第于瀛台之西的西安门内，此前清朝文学儒臣无居住皇城内之例。
凡被召入南书房，时称“入直南书房”，或称“入侍内廷”。其入值者，不论官职崇卑，概称“南书房翰林”、“南书房供奉”、“内廷供奉”。南书房翰林一般保持两名左右，康熙帝经常召见的除了张英、高士奇，还有杜讷。康熙十七年（1678）七月二十八日，康熙帝又召翰林院掌院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叶方蔼、侍读王士祯入侍内廷，并赐御笔大字各一幅，行草唐人五、七言诗各一幅。又谕：“朕万几余暇，怡情翰墨。因汝等在内侍从，特以颁赐。”上述六人是南书房设立初期的主要入值人员。
入值南书房的官员均是文学儒臣，以翰詹官员为主。据已知的34名康熙朝入值南书房的官员中，原任翰林院编修、检讨及詹事府官职者有23人。南书房翰林通常在南书房候召，奉旨侍从的地点有懋勤殿、养心殿、乾清宫、瀛台便殿、东便殿等处，有时随驾巡幸。皇帝偶尔也会来南书房，入值者在屋外候旨入内。
南书房设立当天，康熙帝召见张英、高士奇至懋勤殿，开宗明义地对二人说：“朕于《书经》（即《尚书》）、《四书》讲读已久，常于宫中复诵，大义皆能晓畅。但圣贤义理无穷，今更欲细加讨论。”他亲自讲解一段《大学》后，又召张英，指出《资治通鉴》他已经看过，但该书没有记载上古史事，于是一起阅读并讨论《通鉴前编》中自《伏羲帝纪》至《黄帝纪》共33条。复召高士奇讨论唐诗，康熙帝对高说：“杜诗对仗精严，李诗风致流丽，诚为唐诗绝调。”
次日，康熙帝召张英至懋勤殿，复诵了他昨日所讲的《大学》六章，又继续讲解“修身”一章。又召高士奇，皇帝正临摹草书，士奇在旁观看，奏称：“皇上运笔圆劲纵横，深得古人之意。” 康熙帝说：“朕朝夕临摹，常恐未合古法耳。”复召张英与阅《通鉴前编·黄帝纪》三条。时懋勤殿有古干梅花，发红、白二种，张英、高士奇各赋七言律诗一章进呈。
这两天的谈经论史、研习诗词，实际上就是南书房基本活动的一个缩影。讨论经史的方法是先由皇帝亲自讲说儒学著作，次日皇帝复诵前一天内容，开讲新的部分，并阅读史书。配合讲经读史，有诗词欣赏与创作以及书法练习。
《南书房记注》记载了康熙君臣南书房读书活动的内容。康熙帝先是学习《大学》、《中庸》，《中庸》诵毕，讲诵《书经》。此后开始讲诵《易经》，同时温诵《书经》。后来又阅读古文。史书方面，先阅读《通鉴纲目》、《通鉴前编》，又改读《明实录》。
作诗及品评诗赋，亦是康熙帝的一大爱好，他个人作品甚多，诗赋唱和是南书房翰林们的经常课题，因擅长诗赋而应选者也颇不乏人。或是皇帝几暇之作，要词臣们颂扬唱和，或因有事，或因节日，皇帝要他们作诗应制以言盛记胜，或皇帝披阅古人诗赋，与他们讲论心得。
康熙君臣研习书法也较频繁。康熙帝临摹名家手卷，多至万余；手写寺庙匾榜，多至千余。他退朝之后，常召南书房翰林或精于书画的朝臣陪侍，以便研讨观摩。由于康熙帝喜好书法，以善书而进入南书房者除高士奇外，还有沈荃、沈宗敬父子。沈荃久值南书房，康熙帝多次召入内殿，讨论古今书法，凡御制碑版及殿廷屏障，常让其书写。
康熙帝与南书房翰林讲解经史，除了加深学术修养外，重要的目的在于探讨治道。
康熙帝研学儒家经典，重在探讨帝王之术。他在背诵完《大学》“平天下”之后说：《大学》一书，言明德新民，诚修己治人之要道。张英回答，内圣外王不出于此书。当《书经》讲毕，张英对康熙帝说：“皇上万几之暇，讲贯是书，治统、道统之要兼备无遗矣。”这说出了问题的实质，皇帝掌握了儒家经典特别是治国理论，代表了道统，从而也就具备治统，具有了文化与政治的合法性。
康熙帝通过阅读史书总结治国经验。他评价《资治通鉴》，称：千古治乱不能出其范围。他评论汉朝对待功臣的政策，说：“汉高帝之待韩信，不能如汉光武、宋太祖之待功臣者，亦时势不同也。”他讲解《资治通鉴》中汉代七国之乱的记载，认为当时晁错的看法审时度势，“七论本确，后世不得而议之也”。康熙帝对三藩问题的处理，与汉朝采取的削藩措施较为类似，可以说，他从历史中吸取了经验和教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读《明实录》后，对明代政治多有议论，以总结历史经验，于是，君臣的讨论成就了此后的治国方略。他曾说：“朕观明仁宗、宣宗时，用法皆极宽平。每思人君承天子民，时育万物，自当以宽厚为根本，始可成敦俗之治，但不可过于纵弛，所贵乎宽而有制耳。”张英对答：“圣论深当治体。明仁宗、宣宗处太祖、成祖之后，当日洪武、永乐间法度往往伤于严切，故仁宗、宣宗以宽济之。从来宽严相济，乃致治之要道也。”康熙帝为使清朝统治长治久安，以明朝历史为借鉴，避免重蹈覆辙，强调“宽而有制”，张英则总结应“宽严相济”。康熙帝治国的确尚宽，后来雍正尚严，乾隆则宽严相济，宝贵的历史经验得到传承。
康熙帝作为满洲贵族的政治代表，接受汉族文化，赏识儒家学说。他通过设立南书房学习文史，探求治国方略，为建立稳定的清朝统治进行文化上、政治上的准备，从而为形成其治国理念奠定了基础。
作者简介
常建华，1957年生，河北张家口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康雍乾时期的历史，近期的研究成果有《新纪元：康熙帝首次南巡起因泰山巡狩说》、《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康熙帝不可能死于喝人参汤新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