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一（1901年4月19日），在京作“辛丑和议”的全权大臣奕劻等致电追随慈禧太后携光绪帝逃亡西安的军机处：“二月二十九日夜内，仪鸾殿不戒于火，延烧前后殿、配殿”，“烧毙德国提督一名”。这份电报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著名的仪鸾殿地处紫禁城边的中海西岸，是慈禧太后决策兼起居的权力中心。庚子年（1900）夏，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联军统帅、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为羞辱清逃亡政府，把这里选为自己的司令部。电报中提到丧生的“德国提督”是其参谋长施瓦兹霍夫少将。瓦德西本人闻警撤出，衣衫不全。
仪鸾殿大火以后，北京的街头巷尾出现了一种流言：瓦德西逃出火场时还挟着一个女子——已故状元洪钧的小妾、时为京师名妓的赛金花。据传，这位“赛二爷”（因其好与人称兄道弟，故称）同68岁的“瓦帅”“过从甚密”，瓦则对她“言听计从”。他们的交情，对遏制洋兵暴行、保护京华名胜和推动辛丑和议起了特殊作用。这类说法越传越神，以致产生了一桩中国近现代史上扑朔迷离的“瓦赛公案”。
较早将这类市井流言编成文字的是清末两种文学作品——樊樊山的《后彩云曲》和曾朴的《孽海花》。章回小说《孽海花》从1905年起在上海分集陆续出版。作者在后来讲了他的创作意图：欲借小说人物金雯青（按：影射洪钧，他号文卿）和傅彩云（赛金花曾用名）为主线，来“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该书没有写完，留下了诸如“夜宿鸾仪曹梦兰从头旧温梦”、“片语保乡闾二爷仗义”等回目。而成于1903年的《后彩云曲》的作者，后来也坦言因得传闻，才写下了诸如“仪鸾殿灾，瓦抱之（指赛金花）穿窗而出”等等的游戏之笔。不过，这两件作品的传播，特别是《孽海花》较鲜明的社会批判性和吸引时人的故事性，在文人社会造成了很强的可信度。
《辛丑条约》签订后的第32个年头（1933），北平《实报》记者发现了蛰居在城南居仁里的赛金花。她已年过六旬，生活窘迫，主要靠摆香堂降神“驱邪”来维持生计。昔年“赛二爷”还健在的消息在平津报纸上一登，立即引起了舆论轰动。赛氏也高调出场，频频接待来访者或出席招待会，以至和胡适、傅斯年、刘半农等古城著名学人交谈应酬。相关采访随即变成了报章新闻和文史资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两本小册子：一是青年学人商鸿逵与乃师刘半农几经讨论后写成的《赛金花本事》；一是曾繁的《赛金花外传》。在这两本可以称为近代中国早期的口述史和其他采访记里，赛氏讲述了对时人影响很大的几件事：
一、赛金花说，庚子年天津起义和团，街面紊乱，她避难到北京，不几日洋兵便进城了。当时她躲在南城一家熟人的住处，遇到几个德国军人骚扰，她用德语问起几位德国名人的近况，军人们很惊奇，当即回去报告主帅。第二日，瓦德西就派车接了她去，留饭赠银，优礼有加。此后，瓦德西“差不多每天都派人来接我”，或兵营住宿，或街头并骑，“很少有间断的日子”。
二、联军在北京杀人放火，其中德国兵更是四处搜寻杀害该国驻京公使克林德的指使人（1900年6月20日，克林德被清兵枪杀在东单牌楼街头）。她对瓦德西说：杀死克林德的是义和团，不是慈禧太后和北京平民，劝他“肃整军纪”。瓦氏到底“深明正义”，“随着就下了一道命令，不准兵士们再在外边随便杀人”。“这是联军入京第五日的事，第五日之后，京民便得安宁了”。
三、开和议时，克林德夫人不依不饶，要太后、皇上抵罪，弄得李鸿章也没有办法。于是赛又托瓦介绍去求见夫人，说的是：“你们外国替一个为国牺牲的人作纪念，都是造一个石碑，或铸一个铜像；我们中国最光荣的办法，却是竖立一个牌坊。”“我们给贵公使立一个更大的，把他一生的事迹和这次遇难的情形，用皇上的名义，全刻在上面。这就算是皇上给他赔了罪。”经她再三劝说，克林德夫人点了头，“和议因此便打开了僵局”，条约的第一项就是建坊。
不过，关于和瓦德西交往的情况，赛氏的自述中常常自相矛盾。一时讲他们在欧洲已经“相当熟识”，一时又讲在北京才邂逅相遇；时而讲他们之间“清清白白”，“非常的守规矩”，时而又自认“我与瓦德西住在仪鸾殿，共四个月，他走的时候要带我回德国去，我不愿意”。有一次大概是遇到了热衷刨根问底的采访者，于是她急了：“他们都是胡说呀，我那（哪）会和他（指瓦）认识哪！”
赛金花和德国人究竟有什么样的历史联系？她的以上口述到底有多少可信的成分？这里需要对赛金花的生活史及其所处时代，略作辨析。
赛金花自述姓赵（也曾对人称姓郑），小名彩云。祖籍徽州黟（yī）县，大约于同治十年（1871）生在水城苏州。十几岁时，到花船上当陪客幼妓，冒姓富（一说傅），随后被同治朝戊辰（同治七年）科状元洪钧（1839—1893）纳为妾。光绪十三年（1887）洪钧任俄德奥和（荷兰）四国出使大臣，携彩云出洋。她自述在柏林觐见过德国皇帝、皇后以及首相俾斯麦等政要。1891年洪卸任回国，以兵部左侍郎入值总理衙门，病故任上。富彩云扶柩回苏州后离开洪家到了上海。
随后，富改名曹梦兰重操旧业，当“领家”开“书寓”——供上流社会玩乐的妓馆。“状元夫人”和闹市勾栏的怪异结合，使她的“生意”相当走红。光绪二十四年（1898）曹迁天津开“金花班”，号“赛金花”。她常到北京“走票”，利用其特殊身份结交官宦。有一位出身世家时任巡城御史的陈恒庆，到垂暮之年仍念念不忘斯人的绰约风姿，他在笔记里写道：赛开班的砖塔胡同“车马盈门”，“至吾家相府请安者数四，予因得而识面焉。初见时，目不敢逼视，以其光艳照人，恐乱吾怀也”。
1900年夏的义和团运动高潮中，赛氏从天津逃到北京，开始了她口述的那段生涯。1903年，赛因幼妓命案吃官司，被解回原籍。不久，经黟县地方名士关说，她又回到上海继续做“领家”。
赛金花在上海复出时，因为《孽海花》第一、二集的畅销而很出风头。1911年辛亥革命后，她两次撤榜嫁人。1918年随丈夫魏氏迁京。1921年魏病故，赛携名为女仆实为女伴的顾妈迁居仁里。
1933年及以后数年内掀起的又一轮“赛金花热”，达到了30多年来的最高潮。据《申报》通讯，各报不逾20日，必见一次赛的消息。社会各界对赛氏褒贬不一，但舆论大多为溢美之辞。诸如“光荣”的、“关系中国一段兴亡史实之有名女子”；“设非有赛其人”，则京师名胜，“亿民百官，千娇万丽，俱遭毒屠与奸淫”，故她“在晚清史上同叶赫那拉可谓一朝一野”等等。1936年，四十年代剧社在上海推出话剧《赛金花》（王莹、金山、蓝苹等出演），反响巨大。文艺作品是依托时代变迁塑造角色，因而也是各有特点的。如果说革命军兴的20世纪初，《孽海花》勾画了一个不拘礼教的轻佻女性，那么由左翼文化人撰写的《赛金花》，则意在东北沦陷、华北危急的时刻表现一位苟延乱世而未泯良知的风尘红颜，借以影射政要，宣传救亡。不过，这些作品都是在“瓦赛关系”的框架内讲故事的，当时除极个别的事件亲历者外，没有什么人对这个故事发生质疑。那么历史真相又如何呢？
首先可以断定，赛金花说她在“联军入京第五日”（有的访问记给人的印象是很短一段日子），就劝瓦德西“肃整军纪”一事纯属虚构。1900年8月14日北京沦陷时，瓦德西还远在柏林。据瓦氏所谓的《拳乱笔记》，他是在8月23日取道意大利热那亚港口开始远洋航行，于9月27日经大沽口到达天津，而直至10月17日才进入北京的。这时离北京沦陷已有65日之久。这个“时间差”，让瓦赛“私情”及时制止联军暴行的故事不攻自破。
10月17日以后的一些情形，事件亲历者丁士源（时在德军麾下办事）的《梅楞章京笔记》记述颇细。据载：赛金花在德占区的前门外石头胡同开妓馆，丁和德国“格知府”的翻译葛麟德等人是那里的常客。一次小聚，“赛曰：葛大人，吾等空相识月余，前恳君携赴南海游览，君虽口诺，而终未见实行。”葛推辞而丁承诺。赛“大喜，遂妮（昵）丁进行”。次日，丁、赛一行四骑从前门进内城，直入平头百姓禁入的皇城。当他们经过跨越北海和中南海的金鳌玉蝀（dòng，蝃dì蝀，古指虹）桥时，“赛于第三骑大呼曰：好景致！好看！丁曰：勿声！”到南海大门，丁求见瓦德西或参谋长，卫兵说他们已经外出，故“不克入内”。按：“格知府”指德军“巡防普安公所”的长官格尔少将，他在1900年11月以后到职，赛和他的翻译“相识月余”，即至早在12月隆冬才有此行。该笔记所载赛的冬装颇详，与时令相符。这时瓦德西进京已有两个月左右，而在丁的记载中，未见赛、瓦有任何关系。
赛金花游历宫禁的兴致不减。据另一位事件亲历者齐如山（戏剧学家）提供的材料说，他当时在全权大臣李鸿章官邸帮忙做德文翻译，和一些德国军人并赛金花都相熟。他曾在紫光阁和瀛台，见过赛和德国下级军官厮混，这两次都看见瓦德西走过，军人们惊慌，商量回避，他走出去和瓦闲谈了几句，但赛没敢出头。不过，齐氏说，他不止一次看到赛金花陪德国军人骑马游前门大街，有一次赛用手一指，对新来的德国军人说：“这都是我们的占领区！”
综上所述，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赛金花是把她和一些德国下级军官们交往的经历，添叶加枝地按到“瓦帅”头上了。因此，赛氏经瓦德西介绍去见克林德夫人云云，也就是面壁独造的虚语。当时，在北京的列强公使团各自秉承本国政府的训令，对怎样利用庚子事件来讹诈中国，进行了会上会下近一年时间的争吵和磋商。据英国外交档案，1900年11月5日的使节会议上，德新任公使提出，要中国政府在克林德被杀地方，“建立一座与他的职位相称的纪念碑”。这个提案在会上被使节们“一致接受”。这就是《辛丑条约》第一款核心内容的由来。而按本文前述，赛当时又何曾进过中南海？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赛说“克林德夫人年纪已五十多岁”，这个说法恰好反证了她根本没有见过这位夫人。克林德夫人出身美国名门，1897年26岁时嫁给当时德国派驻墨西哥的公使克林德。在辛丑谈判时，这位夫人还是年仅30岁的少妇。她也是列强侵华战争造成的不幸者。美化瓦德西，撇开使节团，要这位不预外事的前公使遗孀来承担对华勒索的历史责任，这是不公正的。
本文认为，如果没有发现新的权威性的证据，我们有理由把几度炒得沸沸扬扬的“瓦赛公案”，判定为由无根流言建构的假象。庚辛动荡导致“讹言横兴”，“以谣传为掌故，以讹言为实录，怪诞支离，不可究诘”。像清末石头胡同（所谓“八大胡同”之一）这样的“烟花社区”，更是制造和传播流言的风源。丁士源、赛金花等游南海碰钉子的经历，随即在上海报纸上变成了瓦德西将赛氏“召入紫光阁”的奇闻。当时赛也在人前表功，说她如何跪求克林德夫人。1903年赛发回原籍，又向当地名人讲她如何劝瓦德西保护文物和保护良善。到赛的晚年，这类言说（不排除一些采访者的诱导）被她拉成了一个娓娓动听却很少有人去推敲缕析的故事。社会衰世使赛金花沦落为没有正常谋生手段也不屑于以正常手段谋生的市井闲民。她鲜有荣辱观念，却需要人们对她做出一种远远高于其生活原貌的估计。只有被种种花边新闻所笼罩，人们才会对她刮目相看。特别是到了赛氏贫病交困之时，她要靠讲故事去获得资助，也只有把自己封闭在故事编织的幻影里，才能满足精神虚荣。
1936年12月4日，赛金花在居仁里病故，葬在城南陶然亭。她的墓和同样充斥神秘色彩的香冢、鹦鹉冢毗邻，任由世人评说和遐想。
作者简介：
程歗（xiào），1938年生，安徽休宁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史表组组长。主要著有《晚清乡土意识》、《文化、社会网络与集体行动》，合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写实》，合作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