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大背景下，天津连续发生几次比较大的金融危机。期间，成立于光绪三十年（1904）的天津商务总会（北洋时期改组为天津总商会，国民党时期改组为天津市商会，近代简称天津商会），在稳定局势、避免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金融危机迭次爆发
清末的天津共爆发了四次比较大的金融危机。
现银贴水风潮。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使本不充裕的天津市面银根奇紧，周转困难。因此，不仅殷实银号开写银帖，甚至小钱铺也开钱票，导致市面银、钱帖膨胀，贴水（调换票据或兑换货币时所补的差额）之风由此而起，造成“商旅闻之而裹足，百物闻之而腾涌”，市场陷入一片混乱。
面对混乱的金融市场，袁世凯采取了强硬手段，于1903年1月下令钱帖、银帖与现钱、现银等值使用，严禁贴水。一贯靠贴水获利的钱商，因此受到遏制，难以维持，相继倒闭。1903年初至1904年4月，200多家钱商中，歇业荒闭者达100多家。一年后，各行歇业荒闭者达2000余家。天津陷入了金融危机之中。
铜元落涨危机。这次铜元危机是清末天津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金融危机。1902年12月，袁世凯幕僚、实业家周学熙奉命筹建的银元局正式投产，铸造铜元、银元。1905年下半年，外省铜元大量涌入津门，天津造币厂的铜元积压严重，铜元急剧贬值。据档案记载，是年10月2 6日的积压铜元已值银40余万两，“亟应设法疏销”。1908年，天津市面上的铜元较诸1903年贬值达千余文。
政府发行铜元的本意是为了治理天津金融市场，而金融市场因此引起的剧烈波动明显与政府的初衷背道而驰。1904年1月，市面的一块银洋换得铜元1800余文，换得制钱1400文，铜元与制钱之间400文的差距，足以说明铜元的贬值程度。清政府停止鼓铸铜元，又使市面上的铜元数量严重缺乏，导致铜元价格顿时上扬。1911年初，天津出现了一天之内一袋面涨价40多枚铜元的情景。到1911年9月，银元与铜元的兑换比例，由先前的银元1枚兑换铜元130枚，变为兑换110枚，市面一片恐慌。
银色跌落风潮。银色风潮爆发于1908年。庚子事变后，市面混乱，银根奇紧。因各炉房镕铸化宝银时乘机点铅掺铜，致使化宝银渐渐低潮，市面上的所谓九九二化宝，只有九六五成色。以致足银加色昂贵，至1907年冬天，每百两白宝银色加至三两六七钱，所有客商欠款因银色不足概不能还。天津城引发的银色风潮，在上海、广州、汉口等地的金融市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震荡。
面对津海关的规定，华商只能各任其亏，而驻津各洋商则纷纷与政府交涉。直隶总督杨士骧认为“此责不在于官而在于商”，拒绝由官府担此责任。天津商会为消除低色化宝的危害，与各国银行和本地钱商多次磋商，先由各钱商将此款暂行借垫，计赔付外国各银行行平宝银7143两2钱。最终，天津商会向各殷实钱商借银15000两了结此案。
橡皮风潮。上海橡皮股票风潮爆发于1910年7月，上海市面因受橡皮股票投机的影响，几十家钱庄、票号相继倒闭。1910 年9月初，“上海倒闭钱庄数号，亏空天津商号200余万之多，牵动天津市面大局”。10月，在天津的分支及联号源丰润、新泰也即时倒闭，负债100多万两，导致天津金融市场银根异常紧急。随后，庆恒、永毅诚等钱铺、银号纷纷歇业或倒闭。甚至连洋商银行华账房也未逃脱此厄运。正如时人说，人人皆有“天塌砸大家”之感。
二、金融危机的起因
金融业发展滞后。贸易业与金融业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两个行业。开埠后，天津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成为北方最大的贸易大港。但是，天津的进出口贸易量始终存在着巨额逆差，金银长期大量流出，市场货币流通量减少，影响和限制了金融业的发展，使其远远不能适应对外贸易发展的步伐。滞后发展的金融业导致金融市场基础薄弱，金融风潮就不可避免地屡屡发生。
货币制度混乱。其主要表现，一是银元的使用。在大宗的交易中，银两使用的范围正在逐渐缩小，银元由于使用方便，开始被人们广泛接受。二是铜钱的变化。清代的最后几十年间，开始铸造铜元，铜元因其制造精巧，受到老百姓的青睐。三是纸币发行量增加。传统的典当和银钱业所发行的银钱票，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发行量也增大了。外商在华开设的银行、中国人自己开办的银行以及各省的官银钱局也都发行纸币，市面流通的纸币规模扩大。由于清代货币制度混乱，使各类货币之间缺乏协调机制，遂造成清末天津金融市场的秩序混乱。
传统信用制度的危机。信用制度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商品经济越发展，信用制度的健全与否显得越重要。长期以来，在商业交易中，赊欠是一种商业惯例。外客来天津办货，赊欠占多数，大量债务难以收回。如洋行以及洋商银行在与华商交易中，并没有以他们已有的信用制度为准则来建立华、洋商之间的信用关系，而是遵从中国已有的商业信用惯例，或者借助于官府来确认华商的信用。因此，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原来小规模交易中的传统信用制度显得滞后。
三、商会的措施与作用
由绅商领导的天津商会，想方设法，采取种种举措，奔走于政府与商人之间，竭力缓息金融危机。
设立专门机构。1908年，更为严重的现银贴水风潮再度爆发。为改变现银短缺状况，恢复正常商业往来，天津商会决定设立专门机构以应对。一是仿照上海设立“众商公估局”，于1909年成立天津众商公估局，整顿银色。二是恢复成立天津钱商公会，并附属商会，颁订章程细则18条，防止流弊，使钱业走入正轨。三是设立“裕津公记银号”，负责放款。
清理积欠和推缓旧欠。每遇金融风潮，必然有大量的银钱号、商号歇业或倒闭，他们在日常经营过程中留下的债权债务关系亟待清理。这些事宜通常都由商会来主持。1910年10月，天津源丰润、新泰号因上海联号的牵连而搁浅，源丰润及新泰号请天津商会设法保护清理。商会发现其核查的账目尚有不敷，当即制定了清理债权债务的条例，直隶总督陈奎龙对其给予肯定，而后成为清末天津市面清理债权债务的基本原则。
推缓旧欠是天津商会提出的一种紧急对策。每遇紧急情况，钱业为了减少损失，对各行商家所欠款项，不论是否到期，往往一律催收。因此，商会专门要求钱业，对各外行所欠其票款，如未到期，不得迫追。1903年5月，刚刚成立的天津商务公所（经众商公举和袁世凯委任）向直隶总督提出挽救市面的四项措施，其中第一项便是推缓新旧欠。此项办法后来逐渐形成惯例。
筹措接济资金。1903年贴水风潮爆发后，钱庄纷纷倒闭，接收天津不久的直隶总督袁世凯“据各钱商等环请，拨借官款以资接济。……发给市面现银不下百万两”。但区区百万，对于积困之后空虚已甚的天津市面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各钱商迫于无奈，复请续发官款以救急。于是，天津商会与驻津的华比银行、东方汇理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协商借款纹银百万两，以解危机。
整理外部环境。当时，天津市面所流通的铜元，本应由北洋银元局及户部造币总厂铸造。1904年初，从外路运津之铜元成色与北洋银元局所铸不同，经常引起市面争论。为此，商会请求直隶总督令巡警局严禁沿海各关口私运铜元，一经拿获，照例究办。与此同时，商会为加快市面铜元流通，向政府提出三个对策，即坚持商民一体通用铜元，关卡不可留难，创设总汇所，使铜元有出有入。尽管商会不断地寻求对策，解缓铜元拥塞状况，但是，政府是否从根本上采取措施，才是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四、历史启示
就政府层面而言，政府从一开始就不仅仅作为经济活动的一般管理者，而且还作为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从事者和组织者，深入经济活动的内部，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清末十年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时期，清政府提出“上下一心，官商一气，实力整顿，广辟利源”，强调官商合作的必要性，希望借助商会的力量“振兴工商”，双方共同谋利。
就商会层面而言，随着社会力量的分化和多样化，商会从开始成立迅速成长，进入到社会活动的前台。天津商会的领导者针对清末遭遇的金融风潮，多次提出有关的建议和措施，为政府制定各种经济政策，应对市场变化提供了依据。
历史证实，在一系列的金融危机中，单靠政府的力量应对危局，是非常有限的，还需要有其他金融组织的竭力配合予以缓解。从商会来说，因谙熟商情，采取了与政府相互配合的态度并能采取应急之措，及时化解或缓息了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商人的损失尽量减少到最小化，维持了金融市场的平稳发展。
作者简介
宋美云，女，1949年生，山西太原人。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商业史学会商会史专业委员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商会史、中国企业史和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著有《近代天津商会》、《近代天津工业与企业制度》等，发表论文9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