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官方文告多用严肃文体，与以俚谣和民间口语为表现形式的“俚俗体”似无共通之处。但是，清末的官方文告，特别是面向大众发布的文告，常常使用“俚俗体”。这一变化，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色。

　　“俚俗体”文告大体有以下类型。

　　政治类文告。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值义和团运动期间，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作有“劝谕百姓各安本分”的《勿立邪会歌》，其中有这样的文句，“朝廷爱百姓，百姓尊朝廷，上下相维系，地义与天经”；“昔传白莲教，并有义和门。蔓延各州郡，党羽日纵横……相去数十年，旧事重翻新，义和名未改，拳会祸更深”；“其实皆邪说，妖妄不足凭。传帖聚徒众，飞符召鬼神。言能避枪炮，又能避刀兵。血肉薄金石，析理殊未真。大抵奸黠（xiá）辈，立会敛钱银。外匪乘机入，久辄滋乱萌。前鉴尚未远，近事已堪征”；“遵旨剀（kǎi）切（剀切，意为切实）谕，俾尔咸知闻……各人安本分，里社乐丰亨。何苦信邪说，受累到而今。出示已多次，昏迷应早醒。再如坠昏迷，法网尔自撄”。

　　当时袁世凯属下的寿张县知县，也发布过劝谕百姓“去邪从正”的简明告示称：“倡言立会，大干例禁。累及身家，难保性命。怎奈乡愚，一呼百应。拳勇大刀，寇盗行径。”“凡尔子民，勿再邪混。前虽为匪，也许改正。改正自新，去逆效顺。只要安分，即好百姓。从前劣迹，永不追讯。”

　　山西巡抚毓贤则是当时督抚中持仇教排外态度的官吏，他有责令教民背教的谣体示谕：“洋人传教，邪术迷人。毒害中土，灭绝五伦。今敢谋乱，亲往捕巡。按名正法，以除祸根。凡尔教民，亟宜自新。倘能出教，便为良民。”

　　四川巴县知县张铎，则以同类体裁的告示晓谕保护教士、教民，曰：“各国领事教士，近赴上海游行；均因料理商务，并无别项事情。其有房屋各项，俱交本县查明；责成地方团保，照常保护认真。至于教民人等，尽我中国民人；应与大教（指“儒教”）百姓，一体保护无分。倘有不法匪类，胆敢包藏祸心；藉以捏造上谕，冀图恐吓教民。似此无知妄拟，实属大干典刑；亟应晓示严禁，军民团保凛遵。” 

　　文教（包括习俗内容）类告谕。光绪二十七年末（1902年2月初），慈禧太后有劝止女子缠足的懿旨，此后各级官府纷纷发布告示劝行，不少即用俚俗体。比如光绪三十年（1904）间天津县令颁布的示谕，通篇为六言歌谣，其文句如，“中国妇女缠足，贻患几及千年。弱种妨身费事，诸多行动不便”；“绅士明理人家，遵循听信已坚。创设天足公会，名门士族联翩。女子永不缠足，彼此互缔姻连。或恐愚夫愚妇，依然积习相沿。动谓女不缠足，及笄（jī，及笄，古时指女子年到15岁）许字维艰。众人如此解说，本县殊不为然”；“我今苦口再劝，编成歌谣六言。特劝为人父母，将此恶俗永捐”等。

　　除了这种劝诫型的文告外，还有禁令性文告。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间北京外城巡捕西分局，就以白话文发布禁止在前三门外乱倒垃圾的布告：“近日人情懒惰”，“乱倒秽物灰土”，“前三门外，地窄人稠，街道更难洁净”，“不但外人瞧见不成模样，（而且）这种恶臭气味，令人受了最容易生病”，指令“积下的土灰之类，断不许在门口乱倒。本局自有土车，按时挨门传唤。如有不遵的，查出定要受罚”。

　　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的传统风俗，因此而引发火灾也屡见不鲜。天津巡警局于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下旬（1907年2月初）发布禁燃通告说：“入冬以来，风高物燥。瞬届年节，竞放花炮。起花双响，高入云霄。遗火落下，贻害非小。贩卖燃放，均干禁条。特先晓谕，广为劝告。父戒其子，兄为弟导。子弟有犯，父兄枷号。倘敢故违，决不宽饶。” 

　　清末新政中，大兴学堂、发展新式教育蔚然成风，光绪三十年（1904），力主新政的张之洞写了长达两千余言内容丰富的《学堂歌》发布。其中在宣传新知识方面就有这样的文句，“最尊贵，是太阳，行星地球绕其旁；地球圆，微带长，万国人物生四方。热带暑，寒带凉，南北极下皆冰洋；温带下，中华当，赤道二十三度强……五大洲，非渺茫，地球东半亚洲广；欧西方，澳南方，美洲对我如反掌。阿非洲，西南望，天气毒热地多荒；中国圆，日本长，都在东亚地球上”。

　　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这种官方面向大众的文告惯用“俚俗体”的情况绝非偶然，是与当时“白话文”渐兴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的。

　　“白话文”的兴起，大多数人以为始于民国初年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早在清末，新派人士即已开始倡导白话文。譬如梁启超在他的维新名作《变法通议》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今人说话，都用现时的口语，而下笔为文，则“必效古言”，这种状况亟须改变，应该“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传圣教，下之可以杂叙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夷）情”，乃至对“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都可以深刻具体地揭露于世，动摇和改变陋俗恶俗，其好处不是会很大吗？创办属中国最早白话文报刊之一的《无锡白话报》的裘廷梁，曾这样宣示他倡导白话文的立意，“中西有用之书，尽当以白话文演之”，使天下识字的人都能喜好读书看报，这样“民智可以广开”，而一切利国利民的事情都可以次第举办，“白话之效，数百倍于鸿文也”。

　　使用白话文便于对民众开展宣传，利于开启民智，这成为当时新派人士的共识，从维新派到革命派，尽管他们改造社会的目标有所不同，但都主张使用白话文。比如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不仅全用白话文，《猛回头》还模仿通俗唱本，以说书人的口吻宣讲。就连通常为文艰涩的章太炎，也认为革命宣传品以“浅直”为好，因能“感动普通社会”，他写的《排满歌》，就使用了“莫打鼓，莫打锣，听我唱个排满歌”这类文句。

　　清朝官方进行社会宣传，不得不考虑怎样便于民众的理解和接受，以尽可能发挥好其教化作用。在政治立场上，清朝官方与维新、革命的新派人物明显不同，甚至截然对立。但清末官方采用“俚俗体”发表各类文告，除为了维持其统治秩序的作用外，在鞭挞不良社会现象、改良社会风气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当时的民众识字率很低，即便是初识文字者，文化水平也不会很高，要让他们易看易懂，当然是白话的“俚俗体”为宜。而且，更多不识字者还需要识读者转达以了解文告。在吸引民众和易于记忆、理解方面，“俚俗体”尤为适宜。天津《大公报》曾载文指出，像巡警局等官府机构“每遇张贴示谕，总用白话演成”；“各处张贴，街上立观者莫不出口成文，了然心目，是亦文明之一端也”；又说此种文体“甚浅”，“老妪都解”，普及面自然很广。

　　可以说，清朝官方“俚俗体”文告多用，既是清末白话文渐兴背景下的一种“应时”事物，也是合成这种背景内容的“支流”之一，它尽管与新派人物的通俗宣传在内容上或有殊途之异，但在形式上又属同归之合，共同成为当时的一种文化现象。

　　作者简介

　　董丛林，男，河北盐山人，1952年生。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光明日报》等20余家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个人著述十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