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是儒家的一个核心政治理念，最初见于《春秋公羊传》对《春秋》所言“王正月”的解读：“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以正月为一年之开端，周文王向天下发布政令，这就是天下皆一统于文王，政教归于一。“大一统”的意思就是“以一统为大”，也就是《礼记•坊记》中所说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大一统”思想中本包含着“华夷之辨”，也就是居于中原的华夏人即汉人所建政权及其文化是正统的、先进的，而聚集于边疆地区的夷狄即各少数民族所建政权及其文化是落后的。因此，华与夷要严格区分，即所谓“夷夏之防”。
清廷在处理民族问题的过程中，破除传统的“大一统”旧观念，注入其新的思想观念。入关前，皇太极曾说，各个民族“譬诸五味，止用酪则过酸，止用盐则过咸，不堪食矣。唯调和得宜，斯为美耳”（《清太宗实录》）。意思是政权建设应讲求民族多样性，只有“调和”各民族的利益，融合各民族的长处，才会形成“美味”。
入关后，顺治帝面临统一全国的政治形势，对于民族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称：“历代帝王大率专治汉人，朕兼治满汉。”在一次殿试中，顺治帝出了这样一道题目：“欲定天下之大业，必一天下之人心。……今如何为政，而后能使满汉官民同心合志欤？”这充分反映了顺治帝“人心一方能天下一”的治国理念。
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帝与喀尔喀蒙古各部会盟，实现对该部的真正统一。之后，康熙帝自信地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不久，有人奏请修复损毁的长城，康熙帝特颁谕旨，说：“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康熙帝追求构建“众志成城”的人心长城，反映出他在治国理念上的博大胸襟。
雍正帝在继承前人民族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大一统”观。雍正六年（1728），发生了曾静谋反案。湖南秀才曾静，在阅读明末清初思想家吕留良论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的文章后，为其激烈的民族情绪所感染，遣其徒投书策反川陕总督岳钟琪。次年，又发生了陆生楠诽谤朝政案。被充军新疆的广西举人陆生楠在流放期间，作《通鉴论》十七篇，包含一些针对时政的内容，被以“诽议时政”的罪名斩于军前。
在这两起案件中，曾静、陆生楠等分别提出了夷夏之防、废郡县、行封建等内容，对清政权的稳定造成威胁。为此，雍正帝频频颁布谕旨对其观点进行驳斥，还将曾静案的相关谕旨及供词刊刻成书颁行天下，命名为《大义觉迷录》。通过对相关问题的批驳，雍正帝提出了新的“大一统”观。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有德者统天下
吕留良著述中有这样的言论：“德祐以后，天地大变，异古未经，于今复见。”这里所说的“天地大变”，是指南宋德祐二年（1276）元军攻破临安城，俘获宋恭帝而言。他的弟子们也说：“八十余年以来，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认为清入主北京与“德祐之变”的性质是一样的，对清朝的正统性提出质疑。对此，雍正帝认为，有德者统天下，“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清朝取代明朝实现了国家一统，是有德的反映，因而其统治是符合天理的。
2．各民族为一家
吕留良提出“德祐之变”，体现的是“华夷之辨”，也就是视满洲为夷狄，取得政权为非法。这种思想是将地域作为划分野蛮与文明的标准。按照这种标准，满洲兴起于东北边疆，便属于落后的民族；清朝统一中国，也就成了“夷狄变华夏”。雍正帝从三方面予以反驳：一是认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也就是说满洲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犹如籍贯，而不是民族、文化优劣的标识。他还举例称：“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二是认为“夷狄”指的是未与中原地区发生密切联系或未被统一地区的民族，且属于历史概念。如三代以上的苗、荆、楚等，即今湖南、湖北等地，在今天当然不能再称其为“夷狄”。三是认为华夷之说多盛行于国家分裂时期。如晋宋六朝时期，不同政权间彼此诋毁，以致北人称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而在当前“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局面下，又怎么能妄分中外呢！
雍正帝的上述思想，在《大义觉迷录》中占有重要篇幅，反映了雍正帝的“大一统”观念。从历史发展趋势看，清朝的建立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边疆的统一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
3．坚决推行郡县制
陆生楠在《通鉴论》中表达了赞同封建、反对郡县制的观点，称“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陆生楠所说的封建模式，是指周代的天子分封制，通过宗法制度来建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郡县制自秦统一后开始推行，它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辖，其优越性远胜分封制。陆生楠在雍正时期倡导封建论，反对郡县制，显然与中国的历史发展趋势是相悖的。对此，雍正帝认为，封建也好，郡县也好，只要符合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便是好的。“盖三代以前，诸侯分有土地，天子不得而私，故以封建为公；秦汉之后，土地属之天子，一封建便多私心，故以郡县为公。”（《清世宗实录》）这种观点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那么，为什么“大一统”是历史发展大势所趋呢？雍正帝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人心思定，故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说：“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孔孟的话道出了中国大一统历史潮流的先声。秦统一六国后，设立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中国政治大一统的局面开始形成。雍正帝坚持郡县制，就是坚持中央对地方的管辖，也就是坚持国家的统一。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又是灵活的。比如，他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在西藏地区设立驻藏大臣等。
4．“中外一家”之“大一统”
与传统的“大一统”观相比，雍正帝的“大一统”观视野更加宽广。他提出有德者得天下，中原与边疆民族为一家，认为中原地区的统一自秦推行郡县制开始，塞外蒙古地区的统一自元朝开始，而实现天下一统、中外一家的“大一统”则是清朝完成的。正所谓：“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
如上所述，“大一统”思想是儒家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但它包含“华夷之辨”的消极内容，有明显的局限性。清统一全国后，倡导天下一家，为“大一统”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曾静案和陆生楠案发生后，雍正帝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大一统”思想，这是对儒家“大一统”思想的进一步发展。雍正帝及其后继者较好地处理了内地与边疆的关系，推进满汉及各民族的融合，稳固了清朝对全国的统治，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作者简介
衣长春，1974年生，黑龙江人。历史学博士，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清史、中国古代文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