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下嫁疑案”辨证

　　王思治

　　孝庄文皇后，姓博尔济吉特氏，名布木不泰，蒙古科尔沁部。天命十年（1625），与太宗皇太极成婚，育有三女，后封永福宫庄妃。崇德三年（1638）正月，生皇九子福临（顺治帝），福临即位后尊其为皇太后。死后谥“孝庄”，因皇太极谥“文皇帝”，故史称孝庄文皇后。

　　一

　　顺治五年（1648），太后是否下嫁多尔衮，成为清初一大疑案。

　　野史、演义大肆渲染太后下嫁，如《清朝野史大观》、《多尔衮轶事》、《清朝通俗演义》、《清宫秘史》等等。其中有些描绘的情节荒诞离奇，多属无稽之谈。

　　然而，太后下嫁之事，在当时已有史文述及，见于清朝清初著名抗清志士张煌言的《建夷宫词》：

　　“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诗的意思是太后所居慈宁宫成为大婚新房，礼部尚书（春官）制订了太后大婚的典礼（新仪注），大礼十分隆重。张煌言以当时人述当朝事，因此，《建夷宫词》成为主张皇太后下嫁说的重要依据。

　　认为太后下嫁确有其事的又一主要证据是多尔衮由“皇叔父摄政王”改称“皇父摄政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初九日，多尔衮猎于古北口外，死于喀喇城。顺治帝诏曰：“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诸王大臣拥戴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诏书中，顺治帝口称多尔衮为“皇父”。然而，仅两个月后，顺治八年二月初十，便追论多尔衮生前谋逆。顺治帝诏曰：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凡批票本章，概用皇父摄政王之旨，不用皇上之旨”，成为多尔衮“谋篡大位”的铁证之一。

　　既然顺治帝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而多尔衮亦自称“皇父摄政王”，以“皇父”自居，如是，则顺治帝视生时的多尔衮俨然有如继父。

　　主张太后下嫁所据之又一证据是朝鲜史料记载。顺治六年（1649）二月，清廷派使臣赴朝鲜递交国书，朝鲜国王李倧见书中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问道：“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清使答：“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朝鲜右议政郑太和说：“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国王李倧曰：“然则二帝矣。”朝鲜君臣视“皇父”为“太上（皇）”，已隐然指太后下嫁。

　　太后下嫁的又一重要证据是《清世祖实录》中的以下一条史料。

　　顺治十七年（1660）十二月，顺治帝乳母李氏病逝。顺治帝谕礼部：“追封恩恤，宜从优厚，尔部即详察典例，确议具奏。”对乳母之死如此重视的原因，在谕旨中有具体说明：顺治帝出生后由乳母李氏抚视哺育，李氏尽心奉侍，“诸凡襁褓殷勤，无不周详恳挚”。此其一。更重要的是，谕旨中有如下说词：

　　“睿王（多尔衮）摄政时，皇太后与朕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以致皇太后萦怀弥切。乳母尽心力，多方保护诱掖，皇太后惓（quán，恳切）念慈衷，赖以宽慰。即读书明理者，未必过是。此其贤德，今昔罕闻。”

　　此谕旨可谓话中有话而未明言。因为太后所居慈宁宫，皇帝所居养心殿，都在紫禁城中，多尔衮摄政时，母子二人何以“每经累月，方得一见”？这与张煌言所说慈宁宫已成为太后大婚的新房是否有关系？再证以蒋良骐《东华录》之如下记载：

　　“（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

　　既然有慈宁宫已成为太后大婚新房之说，多尔衮以皇父自居，亲到皇宫内院，倘若张煌言所言不诬，则太后下嫁之事似甚明白。若然，顺治帝诏书中所说，太后母子二人虽同居紫禁城，因睿王摄政，累月才得一见，以致太后念子心切，衷心萦萦，难以释怀，而又无可奈何，便不难索解了。而多尔衮肆无忌惮，骄横跋扈，公然藐视小皇帝而挟制之，也由“自称皇父摄政王”一语可以得解。

　　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二月，孝庄文皇后病逝，年七十五。临终时，遗命康熙帝，自己不与太宗皇太极合葬，于顺治帝孝陵近地安厝。康熙帝侍奉祖母太皇太后至孝，然而，终康熙之世，未将祖母灵柩下葬，在遵化清东陵地面上安放了38年，直到雍正三年（1725）才建陵安葬，称“昭西陵”。清东陵风水墙内，葬有5个皇帝，14个皇后，136个嫔妃，唯独“昭西陵”在风水墙外，也使人联想到是否与下嫁有关。

　　二

　　孟森《太后下嫁考实》一文，以精审考订，力辩太后下嫁之有关证据不足取信。

　　张煌言：“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孟森说：“虽言之凿凿矣，然远道之传闻，邻敌之口语，未敢据此孤证为论定也。”张煌言“仅凭口耳相传”，作诗之时“兴到挥洒，不负传信之责”，并无一字可据之孤证，是不能作为补史之文的。

　　多尔衮称“皇父”。孟森说：“父之为称，古有‘尚父’、‘仲父’，皆君之所以尊臣，仍不能指为太后下嫁之确据。”“皇父摄政王”是由报功而来，以崇功德，非由渎伦而来，“实符古人尚父、仲父之意”。

　　“春官昨进新仪注”，文人学士谓太后大婚典礼，由礼部尚书钱谦益，上表领衔。孟森考订，顺治二年五月，豫王多铎定南京，谦益迎降，至京候用。三年正月，命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六月，以病乞假，获准，回籍。钱谦益并非尚书，而是侍郎。故“春官昨进新仪注”谓由钱谦益以尚书领衔，乃明显之误。

　　孟森认为“‘亲到皇宫内院’一句最可疑。然虽可疑，只可疑其曾渎乱宫廷，绝非如世传之太后大婚”。

　　太后死后不与太宗合葬不能成为太后下嫁之根据。因太宗昭陵已有孝端皇后合葬，孝庄为第二后。孟森说：“第二后之不合葬者，累代有之。”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诸帝之第二后均不合葬。故太后不与皇太极合葬，“不能定为下嫁之证”。

　　总之，“太后下嫁之证无有，而旧时所以附会其下嫁者，皆可得其不实之反证”。清朝官书既无太后下嫁“颁诏告谕之文”，孟森再求证于朝鲜《李朝实录》，经搜检，“固无清太后下嫁之诏”。因此，太后下嫁“确证其无此事”。

　　《太后下嫁考实》定稿后，孟森送给胡适阅看。胡适回信，认为“‘皇父’之称似不能视为与‘尚父’、‘仲父’一例”，故“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理由”。而以《李朝实录》中所记朝鲜君臣与清使的问答，“似仍未能完全证明无下嫁之事，只能证明在诏敕官书与使节辞令中无太后下嫁之文而已”。胡适自称绝非轻信传说，认为“皇父”之称自是史实，后之史家只能说“摄政王确改称‘皇父’，而民间有太后下嫁之传说，但无从实证了”。

　　孟森作书答胡适说：“既以皇父之称诏天下，如果因得婚太后之故以自尊异，则必以太后下嫁明告天下。”如此，“皇父”之称乃“有其实故据其名”，“惟其无下嫁之事，则坦然称皇父以仲父、尚父自居。”论断太后“既未下嫁，亦既并无暧昧之事”。

　　孟森之后，有关发现“太后下嫁诏书”的信息最早见载于1947年1月28日《中央日报•文史周刊》第35期。该期刊登了刘文兴所撰《清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跋》一文，披露其父刘启瑞在宣统初年发现了“太后下嫁诏书”：

　　“清季，宣统初元，内阁库垣圮，时家君（刘启瑞）方任阁读，奉朝命检库藏。既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遂以闻于朝。”

　　宣统元年（1909），内阁侍读学士刘启瑞见过“太后下嫁诏书”，并奏闻朝廷。后来，熊克撰《清初〈皇父摄政王起居注〉原本题记》一文，亦曾引《皇父摄政王起居注》（藏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书后刘文兴撰写的跋。

　　倘若真有此诏书（清官书不见记载），则太后下嫁可铁证定案。然而，至今尚未闻另有人见过此诏书。“太后下嫁诏书”不面世，或者有可信证据证明刘启瑞向朝廷奏闻后已被销毁，“太后下嫁”或终将在两可疑似之间。

　　三

　　笔者认为，胡适已然对孟森的有关考证存疑，设若将“大礼恭逢太后婚”，“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睿王摄政时，皇太后与朕（顺治帝）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三条史料连缀成文阅看，其文意叙述太后下嫁通晓清楚，以此钩沉史实，或可拨开疑云迷雾，太后下嫁似应有其事。兹再说明如次：

　　多尔衮“代天摄政”，“关内外咸知有睿王一人”。明臣之降清者，“只知有摄政王”，心目中已无皇帝。当多尔衮入朝时，“诸臣皆跪”，臣工奏事，尊之为“上”，每有赏赐则曰“钦赐出自圣恩”，有如帝尊。多尔衮宣称：“若以我为君，今上（顺治帝）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公然表露觊觎帝位之意。更有宗室巩阿岱等“阴谋劝进”。郑亲王济尔哈朗忧心忡忡，说：“皇子即帝位，更复何言，惟以他人篡夺为忧。”摄政王篡位的阴影笼罩着帝座。太后与小皇帝，孤儿寡母，怎能与摄政王抗衡？聪明睿智的太后，曾经“佐太宗文皇帝，肇造丕基”，在清朝开国过程中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与才能。既然多尔衮扬言“以今上居储位”。太后委曲求全，下嫁摄政王，福临便成继子，以保顺治帝位，看来是不得已的抉择。母子因此累月才得一见，太后思子弥切，终日系念，也只有靠乳母护视小皇帝，才稍感宽慰。

　　并非基于感情，而是险恶政局促成的太后下嫁，在多尔衮死后，立即以“自称皇父摄政王”等罪名，追论其生前谋逆。平毁其坟墓，将尸体挖出，砍去脑袋，鞭尸示众。这亦可反证宫闱斗争之残酷，太后为保顺治帝帝位而嫁。所以，当康熙帝8岁即位，太后决定改变“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的祖制，不再用宗室近支亲王摄政，改用皇帝自将的具有主奴身份的上三旗元老重臣辅政，就是鉴于多尔衮对皇权、皇位的严重威胁。

　　作者简介

　　王思治，1929年生，四川省自贡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清史论稿》、《清代通史•康熙卷》、《康熙大帝》、《康熙事典》、《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等，并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三、五、八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