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出一千年以来全球最富有的50个人。除了洛克菲勒、比尔·盖茨等当代巨富，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等6位中国人也名列其中。六人之中，伍秉鉴的名字是大众较为陌生的。他的商海浮沉，不仅折射出近代中国商人群体的起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世纪前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
伍秉鉴（1769-1843）的家族世居福建泉州，康熙初年移居广东后开始经商。其父伍国莹早先是一家商行的账房先生，不仅充当会计，而且参与资产管理和投资贸易，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多有来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财产。乾隆四十八年（1783），伍国莹投资成立怡和行（háng），发展海外贸易。嘉庆六年（1801），伍秉鉴子承父业，登上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前台。
伍秉鉴接管的是一笔潜力巨大的优质资产，因为怡和行名列“十三行”之中。“十三行”是清前期广州对外贸易中特有的商业利益集团，是官府招募的“身家殷实、居心诚笃”的商家，其数量并非限于13家，只是一个“因习俗特有的命名，用以区别于其他行口，并作为一个洋行商人行帮的统称”。它们一方面负有对官府承保、缴纳外洋船货税饷以及传达官府政令、代递外商公文和管理洋船人员等义务，另一方面也享有外贸特权，洋商的货物必须经由这些官府指定的代理商买卖。乾隆中叶以来广州一口通商的格局，使“十三行”在外贸领域的垄断地位愈发凸显。
在当时“官本位”和“重农抑商”的社会氛围中，“十三行”的行商虽然贵为官商，也得通过捐官确保社会地位，比如说伍秉鉴就捐过三品顶戴。由于行商们大多捐有官衔，因而所起商名多带“官”字，既是一种尊称，相当于英文的“先生”，又表明他们有一官半职。伍国莹和伍秉鉴的商名都叫“浩官”，以至于不少洋人将此当作他们的真名。
怡和行主营茶叶贸易。尽管当时欧洲各国对茶叶质量十分挑剔，但怡和行的功夫茶一直被东印度公司鉴定为最佳，标以高价出售。久而久之，凡是装箱后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卖得出高价。怡和行兼营的房产、店铺、茶园等也多生意兴隆。据伍家自己估计，至道光十四年（1834），伍秉鉴积累的财产达2600万银元，相当于清廷近半年的财政收入，俨然是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英]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美]亨特著，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他在珠江南岸溪峡街的伍氏花园，堪与《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媲美。伍秉鉴对怡和行的经营如此成功，以至于1842年，已经成立10年之久的英商渣甸洋行，为借助怡和行的声望，专门更名为怡和洋行。
作为行商，伍秉鉴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积聚巨额财富，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慷慨大方，诚信细心。伍家以外贸起家，以外贸发家。伍秉鉴经营外贸有长远眼光，常常表现得慷慨大方，讲求诚信，而且很有人情味。曾有一位美国商人替伍秉鉴承销一船生丝，利润颇丰，然而这笔货款并未按事前约定兑换成东印度公司期票，而是被美商挪用购买了一批英国毛织品，结果砸在手里，损失数千银元。美商主动提出包赔，但伍秉鉴却收下了这批滞销品，婉拒了美商的赔偿。另一个美国商人由于经营失当，欠了伍秉鉴7.2万银元，因无力偿还而没法回国。伍秉鉴听说后，竟当面撕掉了借据，相当于免掉了这笔巨债。伍秉鉴此举，与锱铢必较的传统商业行为大相径庭，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不过，慷慨大方不等于到处施舍，伍秉鉴在经营上是一丝不苟、工于心计的。他从存放在英商行号里的银元期票中算出的利息，与英商兑付的数目分毫不差，令洋商颇感震惊。尽管怡和行收费高、业务忙，很多洋商还是愿意跟伍秉鉴做买卖。因为在他们看来，怡和行的商品质量和发货时间是值得信任的。
二是长期投资，放眼海外。伍秉鉴将有限的财力投到几个关键领域，使得资本收益最大化。怡和行是“十三行”中的后起之秀。1811-1819年，伍秉鉴向几家濒临倒闭的商行累计放贷200多万银元，到19世纪20年代，怡和行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十三行”的“总商”（清政府在垄断行业特许商人中指定为首领的殷实商户）。
怡和行还把投资延伸到海外。英国公司每年结束广州贸易前往澳门暂住时，总会将货款交给伍秉鉴代管。公司资金周转不开，也向伍家借贷。以美国旗昌洋行为例，伍秉鉴不仅把它作为茶叶等外销产品的代理商，还对其注资附股，施加影响。此外，伍秉鉴还曾投资于美国的保险业、证券业，其子伍绍荣甚至向美国的铁路建设进行长线投资。据说伍家在美投资，每年可收利息银20多万两。
三是打通官府，迎合朝廷。伍秉鉴深知，行商纵然“富可敌国”，在官府面前也是弱势群体，随时有可能破产或者遭受牢狱之灾，所以搞好关系至关重要。自1801年至1843年，伍家以各种名义捐款160万两，“捐输为海内之冠”。他还曾介绍商馆的美国医生为林则徐看病。鸦片战争结束后，伍秉鉴带头倡捐26万两，以购买新式战舰，巩固海防。
虽然伍秉鉴一贯小心谨慎，最终还是在鸦片问题上栽了大跟头。道光元年（1821），因怡和行担保的一艘外洋商船夹带鸦片被查，伍秉鉴被革去三品顶戴。（《清道光朝外交史料》）
道光十九年春，钦差大臣林则徐带着禁烟的使命来到广州。伍秉鉴尽管没有参与走私鸦片这种肮脏的生意，但作为“总商”，对洋商监管不力就是失职。林则徐到后即责其传谕洋商限期缴烟，签署具结，保证不再夹带鸦片入境。然而，洋商置若罔闻，伍秉鉴两头为难，结果斡旋失败，锒铛入狱，虽有幸保住性命，却颜面尽失。林则徐随即派兵包围商馆，迫使洋商就范。尚未做好战争准备的英国人只得屈服，悉数交出了鸦片存货。这年夏天，林则徐在虎门海滩主持销烟。
次年，鸦片战争爆发。道光二十一年，英军兵临广州城下。伍秉鉴又被官府推上前台，力求调停。这是怡和行最失败的一桩生意，没有谈判的本钱，只能任人宰割。最终，双方签署《广州和约》，清军退出广州城，并缴纳600万银元赔款，换取英军不进广州城的承诺。伍秉鉴虽然承担了其中的110万银元赔款，但还是背上了“汉奸”的骂名。
道光二十二年签署的《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银元，怡和行被摊派100万银元。算上战争中被烧毁的价值七八十万银元的货物，怡和行在鸦片战争中直接损失近300万银元。对这一切，他只能以“赔财消灾”聊以自慰，甚至打算背井离乡，移居美国。
《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口通商，打破了怡和行赖以维持垄断地位的一口通商格局。条约第五款“凡有英商等赴各国贸易者，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的规定，则彻底毁掉了“十三行”的制度根基。怡和行的好日子到头了。
道光二十三年，伍秉鉴去世。十三年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火摧毁了珠江沿岸的行商商馆，怡和行的历史就此终结。
作者简介
唐博，1981年生于河南郑州，历史学博士，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秘书局主任科员。在清代康乾盛世、甲午战争、黄河水利史和近现代城市住房保障等领域有一定研究。出版专著6部，发表学术论文、译文及各种作品60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