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同治十三年），已经开始明治维新的日本入侵台湾，这让清廷极为震惊，意识到加强海防的重要性，第二年（光绪元年）即着手筹办南、北洋海军。1884年（光绪十年），福建水师在中法战争中遭受重创，有海无防的现实使清廷进一步认识到建设海军的紧迫性，并于次年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当时，中国拥有福建、南洋、广东、北洋四支舰队，其中北洋水师作为建设重点，发展迅速。1885年11月，在德国订购的铁甲舰“定远”、“镇远”号（排水量均为7335吨）及巡洋舰“济远”号（2300吨）建成归国，北洋水师实力大增。

　　在中国发展海军的同时，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力图“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继1874年侵台后，更于1879年吞并了琉球。1883年，日本开始执行造舰计划，提出要大力发展海军，至少造舰48艘。1886年，日本动工修建吴（在广岛）和佐世保（在长崎）两个军港，并计划制造8艘铁甲舰。恰在此时，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更让日本扩充海军军备得到新的推力，这就是在当时造成很大影响的“长崎事件”。

　　19世纪80年代中叶，朝鲜半岛纷争骤起。1884年底，日本操纵朝鲜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组成新政府，驻朝清军应朝鲜大臣之请出兵解救国王，平息了政变。1885年4月，英国以“防俄”为借口占领朝鲜巨文岛，俄国则企图占领永兴港与之抗衡。面对风云变幻的东亚局势，清政府不得不做出反应。1886年5月，清廷举行首次海军大检阅，北洋军舰13艘及鱼雷艇5艘受阅，同时受阅的还有3艘南洋军舰。两个多月后，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奉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命，率铁甲舰“定远”、“镇远”号，巡洋舰“济远”、“超勇”、“扬威”号及练习舰“威远”号由胶州湾起锚，在烟台装煤后，转赴朝鲜海面巡弋。旋又奉命赴海参崴游历，顺便接回参加中俄勘界的中方代表。因铁甲舰需要入坞修理，丁汝昌遂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舰驶往日本长崎。当时，旅顺军港船厂、船坞尚未竣工，军舰定期检修只能去香港和日本。李鸿章把这次检修地点选在日本，也有炫耀实力的意思。

　　“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第一次在长崎亮相，引起日本朝野巨大震动，前来参观的日本军政要员络绎不绝。码头上人头攒动，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面对七千吨的巨舰和12吋（cùn，英寸，12吋约合305毫米）口径的大炮，观众咋舌不已。高扬的龙旗、威风凛凛的舰身让长崎市民既惊叹、羡慕，又嫉妒、愤懑。这种复杂的心态，在长期宣扬的军国主义思想催化下，终于酿成了血腥的惨剧。

　　1886年8月13日，中国官兵上岸购物，因琐事与日本警察发生斗殴，造成一日警重伤，一水兵轻伤。关于斗殴原因，各方报道不一。中方《申报》发自长崎的消息说，北洋水兵上岸购物，“在岸上遇见一名日本警察，毫无理由的命令他们停止。中国水兵以为被污蔑，因之斗殴遂起”。日本英文报纸《长崎快报》则说，“有一群带有醉意的水兵前往长崎一家妓馆寻乐，因而发生纠纷”。妓馆老板报警，中国水兵不服，前往派出所论理，引起冲突，“肇事水兵被拘捕”。英国记者的报道也并不一致：有的说是水兵买西瓜，因语言不通致起纠纷；有的说是水兵与妓馆的人在街上争吵，警察干涉而起冲突。虽然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起冲突纯系偶发，情节简单，性质属一般性纠纷，双方如有诚意，处理其实并不复杂。

　　但不料两天后冲突再起。15日晚，200余名北洋官兵获准放假登岸，在广马场外租界及华侨居住区附近突遭日本警察及市民袭击，混战三小时，双方死伤竟达80人之多。据丁汝昌报告，北洋水师官兵死5人，重伤6人，轻伤38人，失踪5人，总计伤亡54人（据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国官兵死8人，伤50人，共死伤58人）；而日本方面仅死亡警察1人，另有29人受伤，中方伤亡数字比日方高出近一倍。

　　出现这样的结果并不奇怪。对于第二次冲突，日方显然是有预谋并做了充分准备的。冲突开始时，日方有千数百人将各街巷两头堵塞，见到中国水兵就砍，而且沿街楼上向下泼洒开水，抛掷石块。中国水兵登岸时因奉命不许携带武器，故皆徒手。另有材料披露，13日事件发生后，日方即派有渔船在中国军舰附近监视，并增添警力，从其他警局新调81人，使警员人数增至310人。此外，日本警方还动员市民参加械斗，并在15日当天命商店提早打烊，关闭夜市。如此严密布置，实属蓄意寻衅！

　　长崎事件发生后，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接到驻长崎领事报告，即照会日本外务省表示抗议，指出此次事件的发生，显系日方“预存杀害之心”。18日，日本外务次官青木周藏正式答复，除同意联合查办外，矢口否认日警“故意寻衅”，并无理声言：此次事件应由中国方面负责。随后，北洋四艘军舰分别于8月23日和9月3日返国，而事后交涉却呈“马拉松”态势。

　　一方面，徐承祖与青木周藏在东京举行高层会谈；另一方面，日本县知事与中国领事蔡轩在长崎同时开始会谈，并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从9月至12月在长崎开会35次，各说各理，毫无进展。东京的高层会晤在这两个半月间也有七次之多。中方主持交涉的李鸿章深信此案错在日本，“曲直显然”，表示我方“断无不坚持到底之理”。

　　此番交涉不仅关系中日两国，也牵动着有关大国的神经。俄、法希望冲突加剧，以便从中渔利；英、德则希望和平解决，使其在东方的商业利益不至受损。半年之后，中日两国终于1887年2月4日达成最后协议，将此事件定性为“因言语不通，彼此误会”，规定对死伤人员“各给抚恤”，日方支付中方恤金总计52500元，中方则付日本15500元，北洋官兵在长崎的医疗费2700元由日方支付。至于是否拿凶惩办，则由各自政府决定，互不干涉。

　　事情发生虽起于“细故”，但却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长崎事件，对北洋水师来讲固然有一个严肃军纪的问题，但从日本方面来说，却正是它多年推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侵华政策的产物。长崎警方的蓄谋和当地市民的积极参与，恰恰是这种反华情绪的表露和宣泄。此种反华情绪的始作俑者，正是积极推行对外扩张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

　　当时，与日本政府推行的对外扩张政策相呼应，日本舆论界被一股“脱亚入欧”论所左右。明治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1885年3月就明确提出“脱亚入欧”的扩张理论。他说：“我国对支那、朝鲜之法，无须因其为邻国而有所顾忌，只能按照西洋人对彼等之方式方法加以处理。”（《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第33页）这种弱肉强食、以邻为壑的论调主导了日本当时的社会舆论，并为其政府推行扩张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长崎事件发生后，日本政界、军方和舆论界无不认为这是宣扬扩军备战的天赐良机。他们抓住这一事件大做文章，不断渲染中国铁甲舰的威胁，进而鼓吹加强海军、增加军费、修筑炮台。此种宣传应该说是颇具效果的。此后，不仅“一定要打败‘定远’、‘镇远’”成了日本海军军人的口头禅，甚至连日本小学生都在玩捕捉“定远”、“镇远”的游戏。1886年，日本政府决定发行1700万元海军公债，并决定加速所谓“三景舰”（指“严岛”、“松岛”、“桥立”三艘以日本著名景观命名的海防舰）的制造。这三艘军舰各配有320毫米口径巨炮一门，专为对付“定远”、“镇远”305毫米口径的主炮。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制定的《征讨清国策》出笼，要求在1892年完成对华作战准备。1888年、1890年，日本海军大臣提出第七、第八两次海军扩张案，拟购买、制造新式巡洋舰3艘，通讯舰1艘，其中购自英国的“吉野”号排水量为4225吨，配火炮34门，时速23节，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巡洋舰。此后，日本海军的整体实力迅速赶上了中国海军。

　　120多年前的“长崎事件”，不但对当时的清廷具有警示作用，也为我们今天加强国防建设、保卫海疆提供了借鉴。

　　作者简介

　　杨东梁，1942年生，湖南岳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文章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