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1844—1916），有“中国第一代实业家”之称，是晚清中国大名鼎鼎又颇具争议的人物。作为上海交通大学创办人，他的半身铜像至今仍矗立在该校校园内。

　　盛宣怀，字杏荪，江苏武进（今属常州市）人。其父盛康曾任湖北粮道、盐法道，一生注重经世致用之学，辑有《皇朝经世文续编》，这对盛宣怀后来热衷办“洋务”产生了一定影响。

　　盛宣怀在科举的道路上屡屡受挫，二十二岁才中秀才，以后三次参加乡试，都名落孙山，连个举人都没考上，从此绝意科举。“读书不成去学剑”，盛宣怀于同治九年（1870）进入湖广总督李鸿章的幕府，随其赴陕西镇压回民起义，初步展示了他的能力。以后，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大办“洋务”，盛宣怀就成了李氏办“洋务”的左膀右臂。“时文忠（李鸿章死后谥文忠）为直隶总督，务输海国新法，图富强，尤重外交、兵备。公则议辅以路、矿、电线、航运诸大端为立国之要，与文忠意合”（陈三立《盛公墓志铭》）。

　　盛宣怀的一生与中国近代化事业紧密相关。当时中国处在贫穷、落后的时代，他不仅创办和经营了轮船、电报、煤铁开采，而且涉足于冶炼、铁路、纺织、银行、文教卫生等新兴事业。有学者统计过，在盛宣怀参与中国近代化事业的进程中，占据11个“第一”的位置：一、参与创办中国第一家民用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二、拟就中国第一个民办企业章程——《轮船招商局章程》；三、创办中国第一家电讯企业——天津电报局；四、创办中国第一家内河轮船航运公司——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五、创办中国第一家近代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六、在原汉阳铁厂基础上，创办中国第一家商办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七、督办修建中国第一条南北干线铁路——芦汉铁路；八、创办中国第一所工科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一年后又创办了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九、创办中国第一所正规师范学校——南洋公学师范班；十、倡议成立中国红十字会，并为第一任会长；十一、创办中国第一所民办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见夏东元《盛宣怀的业绩》）。

　　作为一名实业家，盛宣怀为中国近代化事业做了不少实事。那么，他办近代实业又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盛宣怀具有“官”与“商”的双重身份和性格。即所谓“一手官司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李鸿章语）。

　　做官的方面，他从候补知府、候补道员做起，至四十三岁时（1886年）实授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烟台东海关监督，六年后调补天津海关道兼天津海关监督，协助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办理洋务、外交，后授大理寺少卿、宗人府府丞、办理商务税事大臣、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侍郎。宣统三年（1911），授邮传部尚书，官居从一品，旋解职。

　　经商方面，19世纪70年代起，凡中国创办的主要近代工商企业，很少有盛宣怀未参与的。同治十一年十二月（1873年1月），轮船招商局成立，他是会办（总办为唐廷枢），负责拟订《轮船招商局章程》，主管漕运和揽载；光绪元年九月（1875年10月），他拟订《湖北煤厂试办章程》，并于翌年出任湖北开采煤铁总局提调；光绪六年（1880）秋，在天津设电报总局，他为总办；光绪八年八月（1882年9月），金州矿务局于上海成立，他任督办；是年冬，中国电报总局设于上海，他亦任督办；光绪十一年七月（1885年8月），受命任轮船招商局督办；光绪十九年十一月（1893年12月），规复上海织布总局（原厂失火被焚），改名“华盛纺织总厂”；光绪二十二年四月（1896年5月），督办汉阳铁厂；旋任铁路总公司督办。

　　在盛宣怀“亦官亦商”的身份中，“商”占主导方面。他身上的官衔多数是虚职，很少赴任理事，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办企业上。他所创办的近代企业，除湖北煤厂以失败告终外，多数取得了成功。所以有学者说盛宣怀“是处于非常之世，走着非常之路，做了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

　　盛宣怀办近代实业的第二个特点是以开风气、“敌洋产”、“收利权”为主要目的。他所上《轮船招商局章程》序言中就写道：“火轮船为中国必不能废之物，与其听中国之利权全让外人，不如藩篱自固。”他到湖北办矿务，也是“欲开中国之风气，以收外洋之利权”（盛档，《上李鸿章详》，光绪十年闰五月）。他经营电报事业，颇含力争主权的思想，“凡欲保我全权，只争先人一着，是非先自设电线，无以遏其机而杜其渐”（盛档，《禀李鸿章稿》，光绪八年）。盛宣怀举办近代实业的一个出发点是“力保华民生计起见，倘有可以收回利权者，无论何事必须设法筹办，方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盛档，《上北洋大臣王文韶禀》，光绪二十一年四月）。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他提出了一个举办近代企业的方针，即“权自我操，利不外溢，循序而进，克期成功”（《寄直督王夔帅》）。

　　第三个特点是，提倡“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在盛氏看来，“商受其利而官操其权，实为颠扑不破之道”（盛档，《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在经营电报时，盛宣怀就指出：“此等有益富强之举，创始不易，持久尤难。倘非官为维持，无以创始；若非商为经营，无以持久。”尽管“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存在种种弊端，但在以“官本位”为特征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筹办近代企业这个新生事物如没有“官”的提倡与支持，可以说是寸步难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盛宣怀在倡导“官督商办”之时，把“顾商情”放在重要位置上。办电报局时，他便提出：“其本则尤在厚利商民，力图久计。”（《电报局招商章程》）同时，盛宣怀还提出了商人与国家利益一致性的论断：“商人之利，亦国家之益也。”（《详定大略章程二十条》）

　　第四个特点是，在办实业的过程中，盛宣怀强调人才的培养。他说：“实业与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强。”（《格致课艺全编》卷二）盛宣怀意识到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为“搜罗今日之梓楠，培养他年之桢干，为一代得治人，胜于为百代立治法”（盛档，《致李鹤章函》，光绪三年正月）。他一再强调“得人尤为办事之先务”（盛档，《上李鸿章禀》，光绪四年八月）。举办现代企业必须依靠新式科技人才，而这些人才的来源又必须依靠自己的培养，聘用外国技术人员只能是短期应急，而非长久之计。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盛宣怀才下决心创办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为中国的近代化事业培养了一批英才。

　　盛宣怀办实业、办教育都很有成就，为中国近代化所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但他在政治上却相当保守。他一生未能跳出洋务派“中体西用”的窠臼。光绪二十四年（1898），变法维新运动进入高潮时，盛宣怀与维新变法大唱反调，声称“中国根本之学术不必更动”（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月《复陆伯察阁学》）。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盛宣怀先后致电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发起“东南互保”，奉行剿拳、护使、不援京师的方针。这一方针既迎合了列强稳定长江流域的需要，也保护了东南地区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盛宣怀立即致电正在彰德“养疴”的袁世凯说，“此乱蓄之已久，若不早平，恐各省响应”（《愚斋存稿》卷八七），力促其立即出山，“万勿迟疑”，挽救清廷危局。在维新、革命的大潮中，盛宣怀扮演的是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角色，这是他的政治悲剧。

　　作者简介

　　杨东梁，1942年生，湖南岳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著有专著10部（部分合著），发表学术论文、文章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