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尔巽（xùn）（1844—1927），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贵州石阡知府、贵东道，安徽按察使，新疆、山西布政使，湖南巡抚，户部尚书，盛京将军，湖广、四川、东三省总督等职。1914年应北洋政府召请任清史馆馆长，他病逝后的第二年（1928年），此次清史纂修的成果——《清史稿》付梓刊行。
赵尔巽任馆长期间的清史馆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其就任到1916年中袁世凯去世为初期，其间史馆获得支持力度最大；从袁世凯去世到1926年中为中期，修史事业在经费困难中挣扎前进；1926年中至次年9月赵尔巽去世为后期，史稿基本完成，筹备刊印。
一、修史贡献
（一）多方筹款，勉力维持
修史经费是清史馆运行的前提，赵尔巽非常重视。1914年6月，报载他和同期筹备开馆的国史馆馆长王闿运“均视事筹划开馆问题”，并分别向大总统袁世凯申请启动经费。结果袁世凯指示北洋政府财政部，给国史馆2万元、清史馆1万元，作为筹备开馆之用。
同时，赵尔巽着手寻找办公地点。经过半个月的实地考察，认为“前清国史馆、实录馆及各公所等处房屋颇为合用，两馆档册近在咫尺，调阅保存均极便易”。出于方便使用档案文献的考虑，赵尔巽择定前清国史馆、实录馆及会典馆的旧址（今故宫东华门内），由于前述开办经费并未考虑房屋翻新改造的开销，于是又重新申请，追加为2万元。另外，清史馆的日常办公经费为每年26万元，也即每月经费超过2万元，这在当时可以说相当宽裕。
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清史馆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修清史也不再是报界的热点，相关报道从之前每月必见减少到数年一见，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时任清史馆协修的朱师辙后来回忆：“民国五六年间史馆受时局影响，经费支绌，薪水叠减。”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下，赵尔巽竭其所能多方面为史馆筹款，勉力维持。
1920年，《大公报》以《清史馆之穷状》为题，报道了史馆的困境：“昨闻该馆又函财政部陈种种现状，……上年旧欠既未筹拨，本年月薪又未应付。”次年，赵尔巽与新任财政部长张弧交涉，张终于答应“月拨一万二千元，作为定案”。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史馆经费困难的燃眉之急。可惜好景不长，1923年，继任的财长王克敏准备取消拨款，赵尔巽只得继续致函索款。他指出，早在几年前，自己就“纯尽义务”，不但不再领取馆长薪金，甚至还抵押变卖自己的私产用来应急。可见史馆的窘境和赵尔巽的不懈努力。
1925年，赵尔巽为了能将史稿刻印，向北洋政府提出了“动利不动本”的借款方案：“拟请政府拨款，发交本馆，改为包办性质，限以三年，全稿竣工。如能拨四十万，则动利不动本，届时仍将本缴还。”此设想极有创见，可惜在纷乱的时局中，北洋军阀自顾不暇，这一申请如石沉大海，不见回应。
得不到政府的经费支持，赵尔巽只好一方面通过私人关系，向各地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人募捐，另一方面依靠史馆资源来创收。如当时浙江藏书家刘承干付款请史馆代抄清国史馆资料，赵尔巽为缓解经费困难而大力支持，而此抄本即后来出版的《清国史》，这可谓是《清史稿》纂修在文献资料方面留给学界的副产品，一个意外的成果。
（二）遍选史才，网罗名流
赵尔巽认为，“馆中用人必取学问优长，熟于前清掌故而又久耐笔砚，恬静少出喜清闲者”。据报载，他“对于用人问题取普遍主义”，“拟于各省皆聘一二人，以为网罗各省事实”。1915年初，他命人对修史人员的地域分布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甘肃人最少，于是专门添聘该省学者秦望澜担任校刻兼协修。这样的用人方针对于修纂清史事业大有裨益。
为了广泛争取各方支持，赵尔巽专门设立名誉职务，“分为名誉总纂、名誉纂修、名誉协修三种”。如著名学者梁启超、曾任民国总理的熊希龄等人，都是清史馆的名誉总纂，他们在出谋划策、舆论支持等方面，也给了史馆不少助力。如此广泛礼聘各界名流，不仅提高了修史的权威性，也为修史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悉心操持，不断劝勉
当时各报对赵尔巽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赞扬他“年逾高，德逾劭”。称他“在前清历任各地方长官，甚有作为”，任清史馆长后“一仍其旧，办事极认真，勤勤恳恳，每日必到馆，督促馆员奋力进行”。说他经常巡视各修史人员的办公室，“谆谆恳恳，不厌其言之详，有如良师之诲弟子者”，且随时“接见一切办事人员，咨询告诫，莫不井井有条”。
在史馆遭遇经费困难之后，赵尔巽一方面清理整顿馆务、节约开支，“将办事不力人员一律停薪”，一方面注意不断鼓舞士气。他曾邀集各馆员谆谆劝勉，表示：“鄙人作事不愿有始无终，兹事鄙人既表赞同于创办之初，万无中道而止之心。只要大家努力，鄙人当竭诚以助。”在他的激励和努力下，史馆的工作才没有全面停顿。
二、管理局限
赵尔巽长于行政管理，但对史馆的学术管理有很多不到位之处。《清史稿》刊行之后，各界批评之声不断。论者普遍认为，该书存在立场观点不对、篇目设置缺失、档案文献运用不足等诸多问题。笔者以为，其中和赵尔巽关系最密切的问题，是史稿无人总阅及其弟传记书写不当。
无人总阅是导致《清史稿》产生严重质量问题的重要原因，对此赵尔巽应负全部责任。早期他拟请学者于式枚任总阅，但于氏未就任。中期他希望总纂缪荃孙担任总阅，而缪氏早逝。晚期史馆仍无总阅，临终前他推荐总纂柯劭忞继任馆长，而柯氏又不甚负责。结果史稿最终在无人总阅的情况下，由校对金梁直接印出。
此间，赵尔巽与缪荃孙的合作也不顺利。从缪氏在其日记中记载的只言片语，可以大致还原出一些史事并看到他对赵尔巽的一些评价。如丁巳年（1917）九月十日，缪荃孙记“馆长交传册一本，无用之物”，己未年（1919）二月八日，“接赵次山信，殊堪发指，亦见稿本从未经眼也”。
赵尔巽作为清末的封疆大吏，亲历史事是其修史的优势，但是否能够做到客观公正记述历史，则还有一个态度问题。《清史稿》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甚多，本文不加赘述。仅举一例：他虽然要求修史人员“公平持论，事事纪实”，但其弟赵尔丰在《清史稿》中的传记却大有可议之处。该书将赵尔丰和松寿合传。赵尔丰在清末任四川总督，辛亥革命中被杀，松寿则是闽浙总督，辛亥革命中自尽。二人事迹相似，而松寿传仅有二百余字，赵尔丰传却多至近两千字。学者傅振伦先生在《<清史稿>评论》中指出，赵尔丰传字数太多，“详略悬殊，一至于此，盖尔丰为清史馆馆长赵尔巽之弟。故侈言过誉，不知剪裁，浮词浪语，逮亦多矣”。
按照赵尔巽的设想，清史馆准备从1927年始用数年完成统稿，但此时南方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北洋政府摇摇欲坠，赵尔巽也病入膏肓。他担心多年心血毁于战火，决定将史稿提早付梓。当时，总纂夏孙桐表示反对，认为如果提前刊印，将“难逃后世之责备”。从后来学界对《清史稿》质量的批评看，此事不幸为夏氏所言中。但是，《清史稿》的提前刊印，客观上使这部至今仍具一定参考价值的史稿得以完整保存。
作者简介
赵晨岭，1978年生，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博士生。
